【医家简介】蒲辅周（1888.1-1975.4），原名启宇，四川 梓潼人，我国著名中医
药学家，先后担任 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医专 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等职。
蒲辅周先生1888年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伸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先生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的同时，由其祖父讲授医书，到了15岁的时候，在祖父的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青年时期的蒲辅周白天随祖父
临床侍诊，晚上则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才》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过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先生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时，他便悬壶于乡里，行医之初，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1917年，蒲辅周先生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31年曾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乃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他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1936年，蒲辅周先生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他又赴成都行医。同时，他还在成都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 ”，并与泰山堂订百合， 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 堂抓药，帐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蒲辅周先生是一位临床大家，在他7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他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先生就养成了刻 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仍然坚持阅读的习惯。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
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了验证书本知识，他还勇于实践。如早年他曾对
中药中的“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先生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容易掌握的。僧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他曾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先生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时，虽然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本人编著的《皇汉医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律己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的行为定下了三条准则。第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做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第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第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生。他这种从严要求的冶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先生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周总理细心地为他安排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他对学生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
学术上，他因材施教，按照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他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时，他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
博学广思阐发经义
蒲辅周先生在多年的临床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他还是一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不泥古”的风范。
如他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
天才发病。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这些都反映了蒲辅周先生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该书作者，他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同时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他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冶，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中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滥补则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
不良反应。
集思广益精通医理
蒲辅周先生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攻内科时，在遵崇仲景学说的同时，采撷历代各家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的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善于辨证论治，因此每能得心应手。
他治疗外感热病，见解独到。临床所见的外感热病，属于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他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中同而终异。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有更多贡献。
蒲辅周先生不仅精通内科，
妇科、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病，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疏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方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于儿科病，他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他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凭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证。蒲辅周先生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急重症，但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后来者效法。
治病求本注重后天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先生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中，正气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过程中的关键。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辩证关系。若只见病，单纯以祛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他曾分别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
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先生还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睥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更应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他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疾病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的低热患者，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15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证后期邪却正伤的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的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强健，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先生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仿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与叶天士之长于一炉，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诚乃可师之良法。
作者：
未知 201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