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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D）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而言，都是一种灾难。所以，预防这种疾病，或者在疾病的早期阶段阻止其进展，是极为重要的。
AD的预防将不得不围绕以下两种新的思维模式来展开：首先，该综合征并非是由单一路径所致的单一疾病；其二，该疾病的开始时间，远远早于临床症状的出现时间。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人群中识别出那些易于受到该病影响的无症状亚组患者；以及如何应用生物、行为和经济学方面的可行方法，来测试相关的干预措施，从而明确其能否减少这种将在晚年发病的概率风险。
Sandrine Andrieu及其同事近期发表在《Lancet Neurology》上的综述，对AD预防试验的现状进行了一次及时的回顾与分析。该文以那些已经过验证的干预措施的类型为纽带，简要评价了每种干预措施的理论基础，并总结了相关评估试验的结果。综述作者还讨论了这些试验的不足之处，包括样本较小、随访时间较短，以及研究方法的报告不完整等。
此外，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对于选择干预措施的实验或流行病学证据的考虑不够充分，可能导致试验设计方面的错误。该综述文章还对那些因安全问题而终止，或导致了AD病例增加的试验之数量，表示了担忧。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存在一些有前途的线索，但目前在发现良好候选干预措施方面的整体进展并不大，因此，许多工作仍有待完成。
我们该如何向前迈进？
在考虑如何最好地向前迈进时，相关试验的其他方面，也可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思路。如上所述，在各类干预措施的研究中，参与者的特征有很大异质性，其范围可从无症状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从健康人到存在遗传风险；或从无血管疾病到存在高血管疾病负荷。通过干预措施来对试验进行分类，是假定这些干预措施会对各式各样的认知和身体健康决定因素产生同样效果。然而，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吗？
AD的相关危险因素及个体脑健康的下降轨迹是各不相同的。未来的研究有必要确定受试者疾病的阶段，包括启动病理过程的内在和外部因素、促成早期和晚期病理学进展的因素，以及可能促使其从所谓的临床悬崖上翻下的其它因素等。一个合理的假设是，有多种发病轨迹可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而且其中的每个轨迹，可能都需有与不同认知或脑功能指标相对应的不同干预措施，以及不同预期的试验时间和终点。
在风险因素或干预措施的试验方面，尤其是在进行生活方式因素和药物新用试验时，需要仔细考虑基线时生活方式或拟修饰药物与受试者痴呆阶段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痴呆本身可能会改变受试者基线时的风险暴露状况。例如，有研究表明，在临床期AD发病之前，患者的血压会下降，因而，旨在控制高血压的试验，可能会漏掉那些正在进展为老年痴呆症，且目前血压低于长期暴露水平的个体。此外，相关干预措施所针对因素的暴露时间也可能与患者脑内已存损害的程度相关，因此，其也与该干预措施预期可以达到的效果相关。
除上述外，AD病理标志物的数量目前正在日益增加，这些标志物也应该在代表性人群中进行测试。同时，还应研发出一些标志物，使之可以用于临床实践和那些测试干预措施效果时所必需的大规模试验中来。
不断扩大的试验方法宝库，应能帮助我们为那些将有相同痴呆表型但发病途径不同的不同亚组人群，找到适当的干预措施。在测试潜在的预防性干预措施效果时，可能需要进行长期的试验。但随机对照试验并不适合长期进行，因而，有必要开发出可以发现此类相关目标和干预措施的新方法。
社区基础的队列研究，可以提供有关“谁、什么、何时”干预等方面的信息。但还应开发出可以使研究人员在试验中联合使用或嵌入这些队列的方法；以及一些可以创建虚拟生命过程队列和干预措施的方法，并通过这些方法将现有的研究相互联系起来。已经开始的这方面举措，包括了数据汇总、假说驱动、不可知的数据挖掘和系统生物学方法的使用等。此外，有必要创新生理或功能方面的短期挑战性干预措施，以明确某种干预措施能否在短时间内使目标路径发生改变。
最后，尽管先前试验的整体结果令人失望，但我们不应该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许多干预措施还是有希望的，只是其可能是在错误的亚组人群中进行了测试，或是使用了错误的测试方法。因此，提高阿尔茨海默病预防试验的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到目前为止的许多试验，都存在着说服力不足和报告不全的问题，而除了数据的报告与共享之外，相关试验标准在执行和分析方面的发展，无疑也会促进该专业的进步。此外，如果我们做好了失败准备，并且预先添加了可能有助于更好理解失败原因的指标，那么，我们也可能从这些失败的试验中汲取更多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是困难的，但其前进的道路将变得更加明确，因为，我们对于以下问题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其中包括：导致常见痴呆表型的途径存在异质性；需要有针对不同发病轨迹的干预措施；以及需要在未来的试验中使用改良后的标准化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