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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5日11时30分，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青蒿素——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时间，中药对治愈人类疾病所能作的贡献重新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中医和西医的百年争论亦重回人们的视野。
根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的研究，在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早期，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在同一起点的两种不同认知模式的交流和对话。“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站在西医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医，中医变成了‘他者’。”高晞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中华中医药会、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历史上主要科学体系的认知模式及影响学术研讨会上如是说。
“如果没有两种医学、两种文化的相遇，中西医之间的比较是不可能产生的。正因为有了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相遇，才可能产生今天全球性的世界观看待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由此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高晞认为，当我们在今天讨论这两种不同认知体系的医学时，有必要回到历史去看看这样两种文化是如何相遇的。
被誉为中国名医的外国医生
1867年，同治时期的直隶总督、刑部尚书谭廷襄为了感谢一位外国医生治好了其小儿子的顽疾，向这位外国医生赠送了一块写有“西来和缓”字样的匾额。“和”是春秋时期秦国名医，他提出了著名的“六气病源”的病因学说，而“缓”则是春秋时秦国良医。这代表着对一个人医术和医德的极高肯定。
据高晞介绍，在当时，这样的匾额非常多。上书房总师傅、恭亲王授读师傅、内阁大学士贾桢也将暗喻岐伯（华夏中医始祖）和少俞（以针灸闻名）的“岐俞妙理”匾额送给了英国医生德贞（John Dudgeon）。
英国医生德贞在当时的北京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从1865年来中国到1901年去世，其间一直服务于当时的中国宫廷。他在北京开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施医院，即今天协和医院的前身。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他把这样的匾额送给一个外国人，说明当时的外国医生在中国被赋予了中国名医的身份。”高晞认为，在中医和西医相遇的初期，中国人还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非常自信地迎接来自西方的医生。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明末清初西医东来，中国人从初步接触西医，逐渐发展为接受西医，学习西医。
医院成为西医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医院，中国人了解了西医是如何治病救人的。由诊所到医院，从沿海向内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西医学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传授结构以医学教育、学科体系与医学教科书的使用为标志。中医的师承方式是“以师带学”，很少以公开传授的方式进行。没有标准化和系统化的体系，没有医学生的毕业制。“医学传承模式的改变表现在教科书和传授方式的公开和标准化。”高晞补充道。
译著书籍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通过翻译西医著作，我们知道了有不同的关于身体知识的表述。“在此之前，中医有自己的身体观，但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以后，我们发现了新的解释术语和体系。”高晞解释道。
1850年前后，西方解剖学的书逐渐传入国内，西医术语对身体的解释与我们传统的解释框架不同，这就涉及到身体术语的解释和名词编订的过程。在德贞编著的《全体通考》一书中，他非常巧妙地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在中医体系中有术语可以引用，就尽量引用而不去编造。这与日本人的翻译方式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是编字，造字，而德贞是从中医典籍中找字。
高晞认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刻地介入了历史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在此当下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以往的确定性，甚至历史传统本身的同一性也变成了问题。这种深切的感受促使他们将关切的焦点转向未来，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要成为什么’。”高晞说道。
具有改良意识的知识分子们致力于面向未来的“西学”（新学），最终突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制约，与传统绝裂，实现了中国思想和医学的现代转变。
回到“认知公平”
西医进入中国，由国家层面的卫生管理政策，至私人领域的卫生保健，最后全面进入西医主宰的近现代时期，其间经历了四百年，中国医学亦由中世纪走向近代。
在高晞的研究中，有两个事件深刻影响了西医在当今中国的定位。一是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内务部下设卫生司，主管全国卫生行政工作。“这种管理体制上的‘西化’从上到下取代了中医的地位。背后充满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高晞说。
自此，西医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健康观念、身体认知、求医问药方式、医学传承方式、清洁卫生观念和卫生管理的体制。
其二是1877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发表的一篇名为Medicine Mission的讲话，我们现在熟知的西医视野下对中医与传统的看法即肇始于此。在这篇讲话中，嘉约翰曾这样描述中医：
对生理和解剖知识的无知，没有观察的学术传统和知识体系指引医学去发现真理；不了解疾病及其病源的本质，以五行和阴阳学说替代；尽管有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却不懂如何正确使用，不了解药物的真正疗效，也没有科学的药物学管理标准；外科手术技术处在原始状态，在西方外科医生到来之前，这个庞大的帝国居然没有人能实施脓肿和肿瘤切割术；野蛮的产科接生术；偶像崇拜、占星术、预言家等迷信思想和做法主宰着医学；对儿科知识的无知，婴儿死亡率高；漠视卫生观念，没有卫生法规，不注意城市和公共卫生设施，没有专职的卫生官员负责国家的卫生管理，没有传染病隔离制度等；没有慈善机构收容照顾贫病交加的人。
这其中有很多对中医的误解，但就是这些看法影响了此后社会大众对中医的看法。因为这些误解，在中国近代医学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试图从西方人的视角去改变这些“错误”。所以中国近代医学的建立也是从“修正这些错误”开始的。
高晞强调，这正是我们当下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当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真正改变我们的是什么？在中西医相遇的早期，二者是以一种平等的地位对话，我们甚至用古代中医的名字赞誉西方医生，但在今天讨论中西医问题时，我们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以西医为参照系，以科学为标准。
“也许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回顾，我们能够回到‘认知公平’的道路上去。”高晞如此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