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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能源是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助推剂

来源:农民日报
摘要:大力开发生物能源(主要是生物质成型燃料和沼气—生物天然气)的瑞典就是杰出的代表。而仅生物能源一项,占比就达到31。相比之下,我国近年来生物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连0。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惟有生物能源才可能是所谓的“碳零排放”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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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可成为“绿色增长”强大的助推剂 

    何为“绿色发展(增长)”?简言之,就是在GDP增长的同时,污染减轻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当今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真正实现了绿色发展(增长)。大力开发生物能源(主要是生物质成型燃料和沼气—生物天然气)的瑞典就是杰出的代表。当前,可再生能源占瑞典一次能源年消费量的比例,已上升到46.35%;而仅生物能源一项,占比就达到31.7%。相比之下,我国近年来生物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连0.5%都未达到。 

    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惟有生物能源才可能是所谓的“碳零排放”燃料。其它可再生能源只是“低碳”而已。至于威力更为强大的“负碳排放”的替代性燃料,迄今为止只有自厩粪转化的生物天然气唯一的一个品种。生物能源的“碳(净排放)中性”(Carbon-neutral),来自生物质——绿色植物生长期间光合作用的碳吸收。 

    中国的国情决定“绿色增长”必须要有“绝招”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GDP增长与温室气体以及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之间的“死结”越结越紧。以致如今已成为全球CO2第一排放大国;COD和SO2等污染物的排放指标,也要靠“一票否决”的强制性机制,才能勉强控制住。“肮脏能源”煤炭牢牢地占据着中国能源的统治地位等等。 

    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陷入了悖论:1.人均资源紧缺,却还要追求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2.追求GDP快速增长,却带来生态提前严重恶化;3.人均国民收入还不高,却不得不“被超前”消费优良环境。 

    这些困局迫使我们必须寻找到与众不同的、能同时克服三对带根本性矛盾的发展模式。 

    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要想找到符合这种极苛刻标准的“绝招”,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它们,则可持续发展也罢,生态文明也罢,都只能是良好的愿望和空话而已。 

    要做到这一点,光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发展变化模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挥东方智慧的强大威力。“中国生态农业”(Chinese Ecological Agriculture,CEA)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中国生态农业曾经的辉煌和当前的衰退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以高投入(尤其是化石能源)高产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农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一是没条件,二是不允许重现西方传统农业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继承带有朴素循环经济思想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为此,西南农业大学叶谦吉教授等最先正式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并得到广泛的响应。 

    但近年来,出现了生态农业被边缘化的趋势。客观原因固然有农村经营方式及农业经济格局的变化等,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一直未找到一种或几种兼具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能成为农村经济支柱的生态产业。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前述的“绝招”。 

    生物能源产业将使生态农业重新唤发生机 

    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中国的农业也罢,“三农”问题也罢,困难在于如何为广大的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找到粮棉油以外的、大宗的、高价值的和能够长久居“卖方市场”的新产品(商品),并籍以显著地增加就业和收入; 

    同样,中国环境保护(包括农业环保)最难的事,就是如何在人均GDP水平离“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还相当远的前提下,破除环保事业单纯公益性的束缚,获得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随着全世界化石能源资源的逐步枯竭,作为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唯一能提供最稀缺液体燃料替代品的生物能源,其基本原料完全依靠农业,市场潜力无限,而且今后价格有优势。这就为农基生物能源产品的高经济效益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与治理沙地结合的灌木生物质发电、生物质成型燃料、水葫芦治水体富营养化、产业沼气等若干成功案例已经表明,符合中国国情的、以有机废弃物利用和边际性土地利用为中心的中国生物能源产业,能够使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多层次利用,打破以往只在农户和小规模经营体实行的局限,真正发挥出生物质经济在缓解我国土地、矿产资源和能源等方面存在的对农业的巨大制约的重大作用,社会效益巨大。 

    以发展沼气的生物能源为例,它不但可规模化地获得高价值的生物天然气,还能使几乎全部的残留态氮、磷、钾以及部分有机质(木质素)还田。 

    发展生物能源还能收到有效治理“三废“污染、治理沙地及增加绿色植被覆盖率等生态效益。此外,生物燃料比化石燃料的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量要低得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生物能源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生态农业的理想: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完美统一。 

    很多案例可以表明,生物能源产业但确有多方面的特殊功能:即促进能源安全作用,独特的生态效应(碳大幅减排功能),环境保护功能,创造着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亟需的新的市场和就业机会,还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因此对中国而言,生物能源是个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应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国策。 

    结语 

    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Rio+20)上,作《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的演讲。指出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有效途径。强调发展绿色经济要注重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助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注重发展科技、教育,开发绿色技术。 

    作为一个新的增长引擎,生物能源对正处于资源、环境和发展“两难”困境中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应当让它真正成为走向生态文明的助推剂。 

    (作者石元春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作者程序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2012贵阳生态文明论坛生态农业分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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