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２００３年，大家都会惊奇地发现，关于那一年，我们牢记在心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跟ＳＡＲＳ有关。不论你是否意识到，曾经，ＳＡＲＳ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中国人。人们惶惶地发现，原来和平年代里同样不缺乏危机与恐慌；原来已被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在面对突发的疾病时，还是同样的无知与无助；原来常态下看似固若金汤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真正的名字叫作马其诺……
转眼之间踏入了农历乙酉鸡年。２００５年１月３０日至２月３日，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站，都在最显著的位置“记述”着
流脑疫情的进展情况，这种记述，包括了最新情况播报，专家解析，以及卫生疾控部门、交通部门的最新表态。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脑病疫又让人们绷紧了神经。
面对媒体对疫苗供求的追问，作为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新闻发言人，贺雄在反复回答“原则上可以满足需求”后，避开镜头转过身说，现在大家担心的不应是疫苗，而是市民不必要的恐慌和群众过于高涨的接种需求。
究竟是公众恐慌加剧了疫苗供应紧张，还是对流脑缺乏了解造成了延误治疗？难道此次流脑疫情真属常态，而信息传播有放大恐慌的嫌疑？
安徽部分地区发生局部流脑疫情
中央电视台
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杜昌智１月２９日向新华社记者通报，安徽省部分地区近期先后发生局部流脑疫情，已造成５人死亡，７人正在被隔离治疗，其中多数是学生。
杜昌智说，疫情出现在安徽省芜湖、滁州、安庆、巢湖、合肥等地的个别学校，其他部分地区也陆续出现散发流脑病例。安徽省卫生和教育部门正在密切配合，全力防控疫情。
这是国内最早有关此次流脑疫情的报道。“这一群种（Ｃ群
脑膜炎双球菌）是中国近年来新发现报告的菌群”，寥寥几字不免令人心生不安，新的致病菌！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这些因素都太容易让人们联想到ＳＡＲＳ了，大家理所当然会有些害怕，因为谁都不愿再回到那段“戴着口罩被隔离”的日子。
时隔不久，同是出自于中央电视台的另一条报道，松弛了大家绷紧的神经。
中国Ｃ群脑膜炎疫苗充足
中央电视台
作为中国惟一生产Ａ＋Ｃ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的机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目前每两天生产３５万到４０万支疫苗，加上此前各地疾控中心储备的１２０万支疫苗，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正常情况下，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根据市场需求每年可供应Ａ＋Ｃ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２０００万到２５００万人份。鉴于目前的局部区域疫情，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已经调整疫苗的生产计划，完全能够保证疫苗的使用。
概括一下上述报道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不管哪种类型的流脑都可防、可治、不可怕；对于一种常见的传染病，流脑与ＳＡＲＳ并不具备基本的可比性，形成爆发性流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可事情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专家们都在介绍预防流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然而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接种者注射疫苗后并不能立刻就在体内形成抗体——甚至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具备防止流脑感染的能力。那么现在注射疫苗还来得及吗？这是否再一次暴露了国内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漏洞？
“流脑”直击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农村和学校是安徽省防疫体系以往最为忽视的地方。此次流脑的发病者以中小学生为主，占病例总数的７７％，年龄多在１３岁～１８岁之间——已报告的在安徽死亡的５名死者，都是合肥、芜湖、滁州等地的在校学生。目前安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计划总投资已接近１０亿元，但在农村和学校的投入仍然相对疲弱，公共预防保健服务长久“营养不良”。这次疫情在学校大面积爆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想真正构建一个有效运作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需要一笔巨大的投入，但目前我省各县市的财力都比较弱，而国家在这一块的‘补贴’又相对有限。”安徽省卫生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
之于疾病的流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贯常的原因——天灾 ＋ 人祸。但愿这一次这个令人尴尬的模式不会重现。即使是亡羊补牢，也会让人倍感欣慰。
信息披露及时流脑波澜不惊
新京报
在安徽省内，有关部门对疫情信息发布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起初省内对疫情抱着不对社会公布的态度。随后，省卫生厅新闻办出于对公众知情的考虑，于１月２９日约见省内各媒体通报了疫情，１月３０日疫情情况被各媒体刊载。但１月３１日下午，安徽省一位分管领导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当晚，安徽省内各媒体就接到不准再报道的通知。
２月２日，安徽各市县卫生防疫部门又接到了省卫生厅的紧急通知，被要求除按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不准越权对外公布疫情，甚至连防疫、防治工作的所有也不得公布。
从非典后开始的疫情信息公开方式似乎受到了质疑。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流脑这种流行病，社会公众的了解程度并不高。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对５９８６人的调查显示，６３％的人对流脑一点也不了解。
在北京，公众对疫情的关注也趋向平静，一位市民说，“流脑”用四天时间走完了去年“
禽流感”造成的半月恐慌。
按照曾经的“惯例”，像今年流脑这样并不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是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公开的。据北京地坛医院的医生介绍，每年冬春季都会接治流脑病例，仅２００４年春天，该医院就先后接治了５０位流脑病人。也就是说，类似今年的流脑疫情，尤其是散在病例的发生，在往年也有出现，只不过没有报道罢了。难怪有人会以“更像一场新闻流行潮”来评说今年的流脑疫情。因此，轻微疫情也能公开，无疑是一种进步。
那么，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按照惯例不公开这样的信息，结果会如何？其实，前年非典发生初期的情况已有前例：隐瞒不报、信息封闭的结果只能是谣言满天飞，公众不知所措，进而形成社会恐慌，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因为，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来看，不严重的疫情，可能仅仅占到总人数的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似乎不需要“小题大做”。但是，对每个公民来说，他很难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如果信息封闭，他就会错认为已经是百分之百，于是出现人人自危的恐慌情状。
信息公开的日常化，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感到目眩，感到不适应，有些人会选择重新关上窗子，挡住外面的阳光。就在最早披露相关信息的安徽省，其信息公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当信息公开还没有成为信息的垄断者——政府部门——的自觉行动时，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我们有关疫情的信息上报和发布规定中，存在着“重上报轻发布”的倾向。非典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对各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报都有或１小时或２小时不等的时间限制，但是对信息的发布却用了“及时、准确、全面”的原则性要求，一些部门拖延信息发布却缺乏硬性规定对其进行处理。这些不周密的规定有待以后进行修正。
信息公开是一种进步，轻微的疫情公开，也是一种进步。信息公开是治愈“恐慌症”的良药，今年流脑疫情的及时公开，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传媒关注版
医药经济报2005年 第18期
作者：
本报记者 倪文昊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