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制药公司”、“试药”、“不知情”、“吃死人”，几个关键词碰在一起就撞击出一条十分惹眼的社会新闻。这次也不例外。
４月６日，《南方都市报》一则题为《跨国药物试验和一个农妇的死亡》的深度报道，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了浙江农妇沈新连，参与由汙江海宁市
肿瘤防治研究所主持的人参防治大肠癌药物试验后死亡的整个事件。
此文一现报端，立即就有不少媒体跟进。大家的观点基本一致，纷纷指责医疗机构与研究单位的无良。《中国青年报》４月８日的一篇评论性文章《农民竟成廉价小白鼠震撼人心》，其大标题就很直接地表明了上述观点。
近年来，“试药”（药物
临床试验）导致参与者的生命权受到侵害的报道不在少数。公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媒体的普遍观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迟来的’诉讼大概只能以败诉而终，农妇之死与试药的关系或许也只有天知地知和制药者自知了。死者已去，证据没有留存，再加上一介农夫法律知识的欠缺，想轻易告倒‘跨国试药者’，难度可想而知”（《南方都市报》）；“中国农村不仅盛产‘廉价劳动力’，而且盛产‘廉价小白鼠’！——这就是我从以上数据中看到的残酷现实。如果说‘廉价劳动力’缺少的只是知识和技能，那么‘廉价小白鼠’缺少的则是政府和法律的保护；如果说‘廉价劳动力’损伤的只是体力和金钱，那么‘廉价小白鼠’损失的将是健康和生命！（《中国青年报》）。而另一面，则是众多医学、
药学专家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愤怒地认为，媒体正在不负责任地将药物临床试验妖魔化，使得人们对这个原本可以与“神圣”二字联系起来的工作的偏见越来越重，并且还在不断地、不由分说地给他们下“冷血”的定义。如果大家都对“试药”敬而远之，新药又从何而来？
报纸上沈新连的照片，让人觉得很沉重。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下老人，矮矮的个子，花白的头发还有显得几分木讷的眼神，无知之下更多的是无助。面对着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媒体伸张正义的血性太容易被激发出来，所以在分析问题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渲染一些因素与情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受众的想法。于是，媒体和读者两者之间很容易就达成共识而同仇敌忾。然而，这里面被“制造”出来的成分究竟有多少呢？
那么，专家的观点就完全正确吗？似乎也不尽然。就事论事，的确，沈新连曾经在《参与人参预防大肠癌研究项目同意书》上按下了手印，可是此次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又是否曾详细地为她解释清楚了这份同意书的确切含义呢？报道中披露，与沈新连一同试药的患者曾回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的一天他们突然接到某卫生院的通知，让他们去医院体检，检查完身体后，医生对他们说，有个吃人参的好事情，全国选了浙江，浙江选了海宁，海宁选了马桥，马桥就选了你们几个，运气多好呀！
如此推销般的解释让人无语。为什么医生也好，专家也罢就不能跟受试者讲清楚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屑于跟这些乡下受试者讲，因为他们觉得说得再详细这些人也搞不懂，再说吃人参这样的试验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可能还有些人认为就是不能够说得太清楚，因为一旦受试者知道了自己在参与临床试验试吃药物，他们就会恐慌，就会退却。不敢说这两种情形会有多么普遍，而越来越多地医药院校在校学生参与到临床试验中，或许是一个旁证，因为他们不需要试验组织者费太多的口舌，也不大会临阵脱逃。
解释明白了，真正做到知情同意了，药物临床试验中的很多焦点问题似乎就不难解决了。
然而还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跟当事人解释的，也就根本不可能征得其同意，那又该如何处理呢？
４月６日《信息时报》一则题为《无主尸可否用于医学实验》的报道，同样看得人心惊肉跳。
据报道，广州殡仪馆每月都要收到８０～１００具无人认领的遗体，在公示的近４５０具遗体中，认领率不及一成。处理一具无主尸，殡仪馆要花费好几千元。而与之相对的是，广州的医学院普遍存在教学用尸严重不足的窘境，于是一些医学院不得不每月都到贫困山区找一些无主尸用于维持教学。对此，该报记者“很自然地”提出了一个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边是无主尸挤爆殡仪馆，一边是医学院愁无解剖尸源，双方能否达成供需关系？
供需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用在这里使人一下子就令我联想到了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乞乞科夫还只不过是在处心积虑地搜罗死人的名字而已，这里却已经在讨论如何将“无主”尸体废物利用，以免造成“浪费”了！
这原本是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原因并不是它无足轻重到不值得讨论，而是这样的话题一提出来，就是对人的尊严和作为人所被天然授予的权利的蔑视。有个词现在已经被用滥了——人文关怀。充满科学理性的人体试验怎样才能够符合人文关怀的要求？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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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经济报2005年 第42期
作者：
本报记者 倪文昊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