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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言：物理的事物需要贴得越近才能看得越清晰，而历史的事物却需要拉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明晰。如果以此视角回眸中医的衰落，无疑是十分到位的。
探寻中医的衰落，或许我们要拉开100年左右的距离才能看得相对清楚些，而这个距离需要放在中国追寻现代化这个坐标原点上，某种程度而言，“中医”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在中西医之争中彰显特色的，可以说一百多年的中医演进是在西医的审视和批判中蹒跚走过的。
然而事情的复杂在于，中西医之争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古今之争。
在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主角——余云岫看来，中医是落后的“封建医”，既不符合现代西医的标准，也没有可信的理论，而且与科学的西医相比，在治疗技术与方法上也是落后的经验性诊断。
其实，以余氏为代表的这种见解具有典型的“科学主义”特征，在西方其纯正的哲学表达非孔德莫属。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历经了“神话思维-形而上思维-实证思维”这样三个螺旋式上升的阶段。依照这样的逻辑，浸润实证主义思维而成长同时代表西方先进技术的现代西医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医为“落后医”。这样的宣判，在船坚炮利的打击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图景诱惑下，中国人是很难拒绝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以西方的知性、理性作为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准，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宣布所有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即为“非法”。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另一种神话思维，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的神话思维，而在另一位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在知识的演进史中，神话和科学是两个阶段或时期，因为两种方法都是同样正当的，他甚至不愿意将神话思维称为“原始人思维”，而更愿意称为“未驯化状态的思维”。其实，不仅神话思维当作如此看待，形而上思维也应作如此看待。
以中医与西医的身体观——这个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为例，我们将对两种文化思维品质的差异看得更清楚，中医以生命为研究对象，而西医以身体为研究对象，前者注重整体辨证施治，后者则强调观察身体病灶所在。如果摘下“科学主义”的眼镜，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两套不同的医学理论架构，各自都有存在的理由，而不应该彼此互相否定，因为究其原因，医学是一门有关人的学问，而不是一门简单的自然科学。
但是如果仅把中医的衰败归结为近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的盛行，那也未免过于狭隘。事实上，与观念史的力量相比，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切正如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道夫· 佛尔森所说——“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在中国步入近现代的过程中，由于中医无法完成与现代社会的对接而逐渐被边缘化，具体说来，由于中医治疗的对象只是个人，而作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西医却可以将整个社会作为诊断和治疗对象，完成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建制，从而满足执政者追求现代化整合社会的需要。
这个结论来自于一位研究医疗政治史的学者杨念群。某种程度而言，中医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逐渐消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