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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历来被医家奉为圭皋，尊为医宗，视为渊薮，2010年3月，《黄帝内经》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审委员会”认为：“《黄帝内经》理所当然地是一部珍贵的文献，值得被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足见其在我国医学史上卓越的学术地位。
《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肯定《黄帝内经》学术地位的观点中，其具体评价实际上又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判断：①认为《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如甄志亚氏认为：“《内经》……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程之范认为：“《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②认为《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如程士德认为：“《内经》的成编，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王洪图认为《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基本确立”。 李今庸认为：“《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 那么，《黄帝内经》究竟是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还是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究竟应怎样认识《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才是客观科学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从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规律
看《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出现了文化学术上解放、自由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秦汉时期乃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社会形态的上升阶段，两汉长达400余年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盛世之一，文化学术在汉武、昭、宣时期的第一次高潮后，于东汉前期又出现了第二次高潮。总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峰 ，这一高峰的总体特征是“学科体系的形成”。
笔者曾在《论中医文化学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包括三个内涵：①每一次文化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表现为高峰时相上的同步；②在发展高度上，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步性，表现为发展程度上的同步；③表现为性质上的同步性。 科学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医学作为人类科学的一个分支，自然也不能例外，“综观中国古代史，可以发现每次医学发展高潮的兴起，均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高潮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高峰，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标示中医学发展第一次发展高峰的便是“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从而使中国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无可争议的医学中心。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同步演进”关系，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除表现在高峰时相上的同步外，又更为深刻地体现在高峰的总体特征的吻合上——即该时期中医学的发展重复了传统文化的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形成的发展轨迹，《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先后问世，这一历程所反映的正是中医学从“点”的陆续积累到体系“面”的形成历程。“中医历史上有着三次意义重大的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主要发生于秦汉时代，它实现了一场医学革命，产生了《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伟大著作，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 ‘中医学
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正处于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
因此，从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规律看，《黄帝内经》只能代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点”的积累，只是中医学发展第_次高峰的一个“点”，而非中医学理论体系“面”的形成。
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
看《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
“体系”一词被《辞海》定义为“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而理论体系则是一个学科中有关研究对象的若干理论要素所构成的整体知识系统。以此推及于中医学，可知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四大要素构建了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养生等理论问题。就其基本内容看，虽然对理、法、方、药四大要素均有涉及，但在完备性上差距甚巨。①理(理论)：有关中医理论的论述在《素问》中相对集中，论述完备，《针灸甲乙经•序》云：“《黄帝内经》……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今人也多持“《内经》是一部论中医理论的著作”这样的观点。 ②法(治则、治法)：有关治则与治法如“调整阴阳”、“治病求本”、“正治与反治”、“三因制宜”、“汗”、“吐”等亦多为理论阐述，由于《黄帝内经》“主要以针灸刺法为主，对药物和方剂的论述不多” ，因此，治则治法理论在治疗环节的贯彻与落实也多局限于针灸等；③方(方剂)：有关方剂理论如君臣佐使、制方大小、五味人五脏等大多出自王冰次注七篇大论中，而七篇大论系东汉后作品。《黄帝内经》共录有方剂13首，结构简单，多为单方(共4首)，药味最多者4味，无法体现复杂的组方原则与规律；有方名者仅4首，说明《黄帝内经》尚处于无方名到有方名的过渡阶段，方剂概念尚未建立；④药(药物)：有关药性理论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亦多为理论阐述，在治疗环节的贯彻与运用十分有限，《黄帝内经》13方所用药物仅22味，除去食物7味(分别为雀卵、鲍鱼汁、豕膏、马膏、菱角、秫米与酒)，仅为15味药；药物多数没有记载剂量或剂量要求不明确，说明《黄帝内经》尚处于建立药物剂量的初始阶段；制剂方法简单，炮制记载更少，药后反应与禁忌不见记载，13方以辨病治疗为主，未见“随证加减”记载。综上可见，《黄帝内经》主要是关于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理”这一要素的。
《难经》作为一部可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所论八十一个医学问题，同样以“理”要素为主，“以基础理论为主”。
《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前者以六经论伤寒，后者以脏腑论杂病，从而确立起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论》第十六条)的辨证论治原则，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就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论，《伤寒杂病论》的突出贡献又可以概括为“方”与“法”两个方面：①方：《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治疗方剂，因其在方剂学方面的划时代成就，故后世尊为“方书之祖”(《伤寒明理论》)、“群方之祖”(《内外伤辨惑论》)；②法：《伤寒杂病论》将“论治”置于“辨证”这一前提下，倡导“因证立法”、“依法选方”、“因方遣药”，在这里方与法是统一的整体——方、法一体，有法无方则论治无法实现，意味着法丧失了全部意义，可知法通过方而体现；另一方面，法又是制方的理论依据——“依法选方”。只有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法则，才能组成有效的方剂，可知方剂的产生和运用又从属于法。故有“方从法出”、“以法统方”、“方即是法，法即是方”诸说。由此可知，《伤寒杂病论》既日“方书之祖”，“法”就不能不备于其中。《伤寒论》若以方论则载方113首，若以法言则载法397条，其理正在于此。
《神农本草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系统总结了汉代及汉以前药物学理论知识，收载药物凡365种，并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等，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寒、凉、温、热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标志这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据学者统计，《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应用《神农本草经》药物达136种，占两书药物总数的80％以上。 直至1977年，《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仍有158种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可见其科学性、实用性与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与《难经》重于“理”、《伤寒杂病论》重于“法”和“方”、《神农本草经》重于“药”，“四大经典”合才能构成理、法、方、药齐备的完整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看，《黄帝内经》仍然只是中医学发展第一次高峰的一个“点”(理)，而非中医学理论体系“面”的形成。
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看
《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
理、法、方、药齐备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具有两大基本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若以《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为“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那么，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两大基本特点在《黄帝内经》当有旗鼓相当的充分的反映，但实际情形却是：“整体观念”在《黄帝内经》中体现的“最为突出” ，而“辨证论治……这种治疗学特点在《内经》中还没有完全形成” 。尽管《黄帝内经》有着辨证论治思想的理论记载，但其13方以辨病治疗为主，未见“随证加减”记载，只能说明辨证论治特点尚未完全形成。辨证论治从本质上讲属于临床理论，脱离了临床实践，辨证与论治都无从谈起。而《黄帝内经》毕竟是一部理论著作，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不仅要看其是否来源于实践，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其能否与实践相结合，并能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伤寒杂病论》的贡献正在于此。所以，尽管“辨证论治”在《黄帝内经》中亦有所反映，但观点却普遍地将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归功于《伤寒杂病论》一书，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来看，《黄帝内经》同样没能达到确立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要求。
结 论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以《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基础的观点，在《黄帝内经》学术地位的判断上存在着人为的拔高，《黄帝内经》学术地位的客观科学判断应该是：为中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绝非贬低《黄帝内经》，实际上也丝毫无损于《黄帝内经》的历史地位，相反，实事求是的客观、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正是《黄帝内经》所追求的，所谓“无道行私，必得夭殃”(《灵枢•终始》)，其用意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