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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正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甘肃省首批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甘肃省中医院首席专家。近日，受甘肃省中医院的邀请，裴正学教授做了“关于中西医临床结合”的学术讲座，从诸多方面生动阐释了当前中医和西医应该如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对今后的共同发展提出了真知卓见。笔者根据录音，将其整理如下。
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的起源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中医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物，而西医则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从扁鹊到现代著名中医萧龙友、蒲辅周、岳美中，他们始终是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行医，这个经济基础无法为他们制造出先进的诊断工具，他们行医的工具主要是一个枕头和三个指头。而在16世纪以后，西方有了资本主义萌芽，采矿业、玻璃工业、机器制造业、冶炼业等的发展，为西医提供了先进工具，于是西医学就从古罗马医学的母体中脱颖而出，借助于大工业的发展而阔步成长。
16世纪之前，东西方医学的发展基本相同。公元前4世纪，在地球东方的中国出现了以孔子为首的文化人，他们中有孟子、荀子、墨子、韩非、扁鹊等，其中的扁鹊是一位著名的医家；而地球西面的古希腊出现了以苏格拉底为首的文化人，他们中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底等，这批文化人中希波克拉底是著名的医学家。无独有偶，东西方医学的发展是如此相似。
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共70卷，是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和他的文集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此时，中国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基础。在学术思想方面，《黄帝内经》提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希波克拉底文集》提出了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学说、气火水地四元素说，二者都是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都没有借助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框架极为相似。
200年之后，西方医王——盖伦诞生，他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实践家，他一生著作137部，流传于世的只有两部——《论解剖过程》、《人体脏器功能》，他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为西方医学的经典，代表了古希腊医学的顶峰。与此同时，中国出了个张仲景，他把《黄帝内经》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著成《伤寒论》16卷，他在《伤寒论》原序里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被东方称为医圣。一个医王，一个医圣，可见历史的长河是何等的相似，医王和医圣的所有论著都是逻辑推理的产物，都没有受到大工业的洗礼，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相似。
此后东西方均出现了重大变革。在公元1年，耶稣的诞生促进了神学对西方世界的统治，使西方医学发展停滞了1000多年。东方在张仲景之后，各代王朝都以孔孟思想为其统治思想，东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教。可见大家都信奉孔孟之道，侍四书五经，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历代政府只提倡科举制度，不重视科技发明。中医在儒家理念的范畴之内只能按原有逻辑推理的思维缓慢发展。如此而言，这两种医学都是遇到了阻碍其发展的历史事件。
西医重视微观 中医重视宏观
转眼到了16世纪，首先在西方出现了采矿业，接着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革命，这种新的生产力突破了旧的生产关系，使大工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医学上相继应用了放大镜、显微镜，使西方医学逐渐向微观发展。1665年，英国人罗伯特虎克用自制的100倍放大镜看到了软木塞的细胞结构。1670年，荷兰人列文虎克用270倍放大镜看到了横纹肌细胞，1805年，德国生物学家L·奥肯用自制的300倍放大镜，观察人体不同的组织，并第一个提出了类似细胞的概念。1833年英国植物学家R·布朗在植物细胞内发现了细胞核。到19世纪30年代，施莱登提出了细胞学说，翌年施旺提出“所有动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对施莱登提出的“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的观点进行了补充。《细胞学说》在此基础上快速发展。20年后另一位德国科学魏尔肖作出了重要的论断：所有的细胞都必定是存在的活细胞。他在1858年出版的《细胞病理学》，为西方医学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至今仍然被西方医学视为经典。从此西医从逻辑推理转向了实验研究，从宏观向微观过度。与此同时，中医还是依照祖先的旧制辨证论治，没有看到微观，只能从宏观上对疾病进行分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仍然是中医宏观辨证的大原则。《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和参也，与天地相应也”，《素问·五常大论》曰“必先岁气，勿伐天和”。故中医将人体看做是一个整体，同时认为人和宇宙也形成一个整体。
西医重视病原的致病性
中医重视机体的反应性
17世纪末，匈牙利产科医生塞梅尔威斯认为，产褥热是由于围产期感染了腐败物质而形成。18世纪初，英国人里斯用石碳酸消毒手术器械之后，手术感染机会大大减少，他认为石碳酸可以杀灭微生物。18世纪晚期，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炭疽杆菌，并提出了巴斯德消毒法。在工业革命之后，新的生产力突破了旧的生产关系，各领域都突飞猛进发展。德国伟大的细菌学家柯霍和他的学生革兰于19世纪初期发明了细菌培养基和细菌染色法，从此西方医学将注意力转到了病原的致病性，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去杀灭微生物。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这是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它将大量的感染疾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之后，越来越多的抗生素产生，氨基糖甙类、大环内酯类、头孢类、喹诺酮类等相继出现，效果也越来越好，西方医学在病原的致病性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夫人禀五常，皆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畅通，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中医始终没有机会借助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设备，对病原致病性的认识仍然以外因、内因、不内不外因为圭臬，仍以风寒暑湿燥火为六淫外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内因，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实验研究的依据，只是从机体的反应性入手。这种现状直到温病学诞生，吴又可对此产生了疑问，他说“戾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
西医病原观飞跃的进展是件好事，但是他们在深入研究微观的同时，却忽视了宏观的重要性，而他们所忽视的宏观恰是中医之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