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学，伴随着不断升温的中医热潮，已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引人瞩目的焦点，“中医”这个词也被当下的人们随意使用，不同的人用同一个词表达着不同的意思，使得该词已经成为了模棱两可的时髦词。要进行有效的中医传播，需要对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中医”“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加以厘清，对这一医学界的基本概念加以梳理。本文通过追溯中医一词在中国医学发展中的演进历史，考证不同语境下中医的内涵与外延，以期正本清源，使人们对中医学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认知。
一、“中医”名称的溯源
中国的医学
学术思想发端于2500年前的西汉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事件是《黄帝内经》的出现。其系统地阐述了生命现象和疾病观，构建了庞杂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对于产生于中国的这门医学的称呼。在中国的汉字里“医”就是指“治病工也”(《说文解字》)【l】。考证“医”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该字，是会意兼形声字，以筐内盛矢，表明治病的工具，到了周初，在钟鼎文里，“医”字形态发展为“殴”，在春秋之际随着医术的发达，用针术、药、酒来治病非常普遍，医字的小篆体为“翳”的形态，表明在医疗技术手段中，酒已经是一个常用方法，《说文解字》谓“臀，治病工也，殴，恶姿也。医之性得酒而使”…。医的另一个篆体字“毉”，表明医与巫也有关联。医的最初出现是相对于“巫”而言的，在医出现以前，治病主要是由掌管医术的巫来完成的，可以说，医源自于巫，又不同于巫。春秋时期伴随着周王权地位的下降，神权的地位也逐步下降，加之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人们对生命现象和疾病的不断认识，一部分巫师或主动走下神坛或被动离开神坛，成为一种职业行医者，民间也出现了懂得医术并以治病为职业的人。医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打破了巫对于生命与疾病解释与治疗的垄断，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医对巫是一种否定，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著名的医家都对巫持一种否定态度，如《史记•扁鹊列传》中记载的扁鹊的言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很明确地表明了医巫不两立的立场，《内经》中也明确载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素问•五藏别论》），很显然，在这场争斗中，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论语》《左传》等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的医家及医学活动来看，医的概念主要是指医生、治病。《礼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论语》“不可以作巫医”。《吕氏春秋•察今》“譬之若良医”。
中、医两字组合在一起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读去声，意为“有病，与其被庸医误治，不如不治，反而常能符合医理”。汉代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说：“上医相色，中医听声，下医诊脉。”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诊候第四》也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中的“中医”指的都是中等水平的医生。此时的“中医”是相对于良医、上医或庸医、下医而言的。
现代汉语对中医一词的解释，((辞海))(中华书局，1981年1月据1936年版缩印)在“中医”条目下的注释是：“一、庸医治病，或致无效，或竟误事，因称有病不经医生诊治者日中医。((汉书‘艺文志》‘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避暑录话》‘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反害之，不得为无益也。’二、习我国旧有医术者，称中医，别于西医而言。”
可见，这门医学被称之为“中医”是近代发生的事。其历史背景是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西方医学逐渐流入中国，当其时国人对这种源自西方的医学一般性地呼之为“洋医”或“西医”，这是符合国人对舶来品的习惯性称呼的，就如“番茄”、“西红柿”或“洋柿子”一类。那些把西医带到中国来的洋人同样为了把源自中国的医学与其自身的医学加以区别，将中国的医学称之为“中土医学”、“中医”。这个“中医”的称谓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对应西医而言的。
伴随西医的传入，中医长期独居医药领域主体地位的格局被打破，社会与医学界人士开始对中、西医进行比较、评价，随着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当时社会主流观点由保存国粹发展为衷中参西，进而为中西医汇通，直至全盘西化，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提出废止中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两种医学的学术评价的背后始终体现着对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评判，在主张“保存国粹”的人看来，西医不适合中国国情，强调《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的国粹，如罗定昌《脏腑图说症治要言合璧》(1887)中说“天下之医，当以《内经》为准则”，“西医论形而不论理，终逊中国一筹”，
“西医不遵《内经》”，故不合中国国情，甚至以中医理论批驳西医学 ，此一时期，西医在中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社会主流观点还无法理解和接受西方的学说。十九世纪中后期，伴随西方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飞速发展，西医在中国渐具规模，并迅速建立社会地位和知识权威，中医界开始出现兼研西医学说的人物，提出“衷中参西”的观点，主张应当以中医理论体系为主，引进西医之长作为中医的补充，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一种延续，把西医作为中医的“补充替代医学”，其认识上的局限是还没有系统理解和掌握西医理论体系，没有认清西医背后的科学研究力量与制度设计带来的巨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科学给中医带来的挑战，一部分中医人士开始积极应对这一现实，提出“中西汇通”思想，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两种医学需要沟通各取所长，此种观点在20世纪初一度形成思潮，并发展成“中西汇通学派”。恽铁樵(1878-1935)是近代中西医汇通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明确提出“中西汇通”，主张中
医改革“必须与西洋医学相周旋。……吸收西方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道”。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科学”这位“赛先生”成为知识分子救国的希望，当时的主流话语认为“立新必须破旧”，在主张全盘西化、废止中医的人眼中，中医已经成为旧文化的标志，势必欲去之而后陕，这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自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余岩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掀起中西医论争之后，其
又于1929年在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中提出“废旧医，行新医”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该提案立刻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抗议运动，至此一场由学术进而成为文化的论争，终于演化成政治斗争。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中医的“生命观”与西医的“身体观”的差异；从文化视角分析，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撞；从政治层面分析，则反映了“旧传统”与“新制度”的更迭。时至今日，人们在认识中医时仍旧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拿西医进行比照，围绕着上述三个层面的对比与批判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这也是中医最初命名及其后的文化话语争论的现实反映。
中医从它被广泛使用的时刻起，就处在两种文化论争的漩涡之中。把源于中国的医学定名为“中医”原本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名字是用以区别他人的称谓，其本质只不过是一个代号，并没有从概念、定义的角度去思考一个学科的命名给该学科的发展与传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更不会用概念分析与定义学的方法为名称的内涵与外延加以限定。这种与西医相对应的命名，其隐含的意义指示中医属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历史的、传统的，甚或是旧的医学，由此产生的联想是，中医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被外国人拿走，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甚至主张要“申遗”。如果基于地理或历史角度来理解中医，则中医只能作为古董收藏起来了，这种理解方法当然还带有浓厚的民族情感，它将会给中医的发展带来逻辑上的悖论：中医是基于传统理论的，所有借助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发展出来的很难被归纳到中医范畴之内。在文化范围内理解中医是允许的，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历史的表述中，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医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定位与价值呈现，挖掘在不同语境下，中医的内涵与外延。
二、中医概念的当代阐释
围绕“中医”的称谓，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对中医如何认识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与历史存在的中医，与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医学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医学的概念应当怎样描述?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无必然联系，符号的意义产生过程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来决定。以符号学理论来分析“中医”一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立场的不同，加之汉字“望文生义”的形态特点，后人在表述中医时根据不同的语境与自身的需要附加了许多想象，形成中医内涵的多义性、模糊性和形式化的特点，造成人们在理解中医的外延时相对容易，而在理解中医的内涵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中医词义的广泛与不确定性，给它的传播带来障碍，也给它的发展带来困惑。中医——这个越来越热门的词汇，即使在医学领域也有着多种不同的涵义，笔者结合上述历史回顾与文字考据，对不同传播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涵义作如下分类。
1．中国医
药学、祖国医学、民族医药学
自现代白话文兴起，“中医”常被理解为“中国的医学”或“中国医药学”的简称，由此也有称中医为“祖国医学”“民族医药学”等。在医学前面用“中国”“祖国”“民族”来限定其范围带有强烈的文化觉醒意识，表达着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其中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西医学习中医班报告的批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里的中国医药学应是泛指的广义的中医，把中医设定为宝库是一种非常智慧的判断，揭示出中医内容的广泛，突出强调了中国医药学的社会价值，把中国医药学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中，许多学者把中医称为祖国医学，以此唤醒中医的“国医”意识，任应秋先生在《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一文中呼吁：“祖国的医学遗产是丰富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 “应该与岁更新，更好地从头学起，做个名实相符的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文化遗产的中医科学工作者。 在中国的北方如黑龙江省，也曾把省级中医研究机构命名为“祖国医学研究所”。
2．中医学
“中医”一词最早从何时作为理论语言开始使用尚待进一步的考证，不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判断，至晚在上世纪中叶，中国中医界部分学者开始自觉地将“中医”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医院校的相继成立，则是中医走向学术化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
王永炎先生在《
临床中医内科学》(1993年版)弁言中提出：“中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的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临床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防治规律，研究
养生、康复、增进健康、延长生命的方法，它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很显然，王先生给中医学所下的定义涵盖了中医理论、中医临床学、养生学、康复学，更进一步强调中医理论体系的庞杂。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为“中医学”所作的解释是集中当代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与临床家的共识完成的：“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部分是中医学，是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并在中国古代文化——天文、地理、物候以及阴阳五行等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门科学。”这就把中医学范围规范在中国传统医学之内，重点强调的是中医理论。
韦黎在对比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本质特点时提出，如果给中医下一个内涵与外延比较清晰的定义：“即以系统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医学科学体系，谓之中医学(或中医药学)。” 这是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来阐释中医学。
刘世恩通过对“中”‘‘医”二字的考据学研究认为“将‘中’与‘医’两字组合后所表述的真实内涵结合起来，即可求得我们通常称谓‘中医’概念内涵的真谛，即：“中医是在中庸和谐理念指导下能够运用的各种方法，作用于失中(失去了动态平衡)状态下的机体，促使其达到新的中和(正常的动态平衡)状态。” 这种观点在当下国学复兴的背景下很有代表性，从中医的本源思想上为中医学寻找概念。
3．传统医学、补充替代医学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在国际上被归类到传统医学范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一份工作文件中对传统医学定义为：传统医学包括各种医疗实践、措施、知识和信念，其中涉及以植物、动物和矿物为基础的药物、精神疗法、手法技术和运动，可单独或相互结合运用，以维持健康并治疗、诊断或预防疾病。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传统医学”一词，但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中，当主要卫生保健体系以对抗疗法为基础或传统医学未被纳入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时，则使用“补充和替代医学”一词。
上述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对中医进行论述，使我们对中医、中医学的涵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中医”而言，其涵盖面更为广泛；从历史学角度来看，中医是一个历史存在、历史现象，中华民族的伟大宝库’，需要努力挖掘，加以提高；从文化学角度来看，中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构件，富含哲学思辨精神，蕴意深刻，需要努力继承并不断创新；从现代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中医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既属于传统学科，又是新的学术
思想的起源地；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医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凡是和生命现象、健康理念、养生方法有关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用现代眼光来审视中医，它涉及到中医理论(医理)、中医临床学、中医文化学、养生学、中医临床技术等等。因此说中医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人文科学特征。
这就构成了中医研究在视野上的双重性，一方面具有人文学科的特征，要承担继承与创新的任务，另一方面这种继承与创新必须建立在对对象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之上，必须借助于中医学的思辨性与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所以，对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可以从人文学科入手，而根子却扎在医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医学研究的学科视野所具有的双重性，构成了中医学研究在研究视野上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历史性。
作者：
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