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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中，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特别是道教与中医理论和养生学、道教炼丹术与中药学内容之间的关系最为显著，文献记载内容每多交融，学者论述也多。随着研究的深入，道教与中医外科学的关系已见涉及，如张氏提出道教医家“善于治疗外科疾病以及疑难杂症”，惜有关内容讨论不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一、道教炼丹术与中医外科丹药
中医外科丹药与炼丹术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报道较多，但这里有两个关键地方需要厘清。其一是外丹到底在什么年代以及怎样被医家应用到外科临床的，从外丹盛行的魏晋隋唐到明代丹药外用，二者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历程，其转化过程需要进一步揭示；其二是外用丹药的药物和炼制方法与炼丹术是否一脉相承，二者之间的联系也需要明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有学者主张宋代“已炼制出轻粉、红升丹、白降丹等外科常用特效药”。这一认识至今仍有一定影响，甚至主张晋唐时期已有外科丹药 。近年韩氏研究发现：“隋唐时期，金丹功能出现明显分化，其中一类逐渐与医学结合形成主要用于治病炼的丹方，部分见于今本《道藏》。然而唐代医家中仅孙思邈等少数人将丹方用于医学。北宋时，医方著作大量采用丹方。通过对两部代表性医方著作的考察，发现宋代医用丹方主要来源于炼丹术。” 宋代医用丹方基本都是内服丹方，仅极个别有外用功效；同时韩氏认为当时“纯金石丹方地位(有)明显下降” 的过程。著名学者孟乃昌先生很早就研究发现：“尽管外科用丹药起源很早，尽管晋、南北朝、隋、唐有葛洪、陶弘景、孙思邈这样的著名炼丹家兼医药学家，但外科用药并不普遍，他们的丹大都是内服的。……总之，晋唐以致于宋，丹药医用只是一种倾向和愿望而已。”他查阅了这一时期的中医外科文献以证明这一说法，认为“著名的外科书——都很少使用炼丹产物。这已到了明代万历末年。……以陈实功《 外科正宗》(1617年)开头，……随后，中医外科书均收各种丹药以供治疗" 。认为外科医家使用丹药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为最早，明代万历以前丹药尚未用于外治，是“明代嘉靖皇帝服丹中毒，使医药学中对丹剂使用由内服转向外科使用” 。孟氏的认识很有见地，明确了外用丹药开始于明代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但对更早的《医学入门》 中三品锭子有所忽略。
有意义的是孟氏同时还注意到唐《 外台秘要方》引东晋《范汪方》“飞黄散”有承袭东汉五毒丹类似的药物组成和腐蚀疮疡恶肉的功效 ，同此方类似的还有唐《广济方》“飞黄散” ，道教专家认为它们“其升炼操作却带有明显地道教炼丹术色彩”。这应该是明代外科丹药出现之前有关外用丹药与炼丹术最重要的记载，也是从东汉五毒丹到明代外科丹药之间的重要学术过渡。但从炼丹术的高潮魏晋隋唐时期至外丹逐渐衰落的宋代，乃至明代前中期，外科文献中还应该有更多的外用丹药应用或在丹药炼制方法及药物选择上的某种过渡才合乎逻辑。
于氏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宋代乃至金元医家开始使用轻粉外用，其中含有氧化亚汞，与白降丹的成分相似 。但他未指出最早见于何书，同时上述轻粉的开始使用时间也不准确。经查唐代陈藏器编著的《本草拾遗》(公元741年)中已记载轻粉有“杀疮疥癣虫及鼻上酒齄，风疮瘙痒”的效用。此外，余氏注意到明•汪机在《外科理例》一书记载了以砒石为君药的三品锭子的炼制方法，其实它引自《外科发挥》，该书在必效散、如神千金方、水澄膏三处记载了外科丹药及其炼制，用于治疗痔瘘、瘰疬等外科杂症，主要起祛除腐肉，治愈瘘管之功效。只是其炼制方法比较粗糙，“先将砒末入紫泥罐中，次用矾末盖之，以炭火煅令烟尽” ，但已具后来丹药炼制方法的雏形，成为明代医家丹药炼制的重要基础。书中同时提及此法与道医的关系及其奇特疗效，如“忽有方士与药一服，退二三，再服烦退，四服乃平，旬日而愈”，“一方士将此二方在京治人多效，致富。……但枯药赵宜真师已刊于《青囊杂纂》”。提示其发明多与道医有关。
陈实功改进了三品锭子的配方及炼制方法，即《外科正宗》中的外科名方三品一条枪，陈氏明确指出该方即“此为古之三品锭子，但药同而分量不同，治病故有分别” 。于氏同时也注意到《外科正宗》 用水银、铅、火硝、绿矾、明矾等矿物药中烧炼出白灵药， 它实质上就是主要含氯化汞及氯化亚汞的化合物，也就是后来的白降丹，它的效用更强，药物和炼制方法与炼丹术更为接近。
孙氏认为白降丹名称首见于清初蒋示吉的((医宗说约》(公元1663) ，该书中第一次把外科丹药分为红升与白降两大类。红升丹、白降丹作为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外科丹药，成为明清时期中医外科重要外用药。其后，吴谦《医宗金鉴》、顾世澄《疡医大全》、邹五峰《外科真诠))、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等文献中都记载有白降丹，药物组成大体上相同，包含有水银、火硝、白矾、硼砂，或稍有出入，现在通行的是根据。《医宗金鉴》原方，即“朱砂、雄黄各二钱，水银一两、硼砂五钱、火硝、食盐、白矾各一两五钱炼制者。
外科升丹也叫升药，是将水银、硝石、矾石、雄黄等矿物药原料药品置在锅内，其下燃火，使其变成气体向上升腾，用升华的方法炼制而得名。“升药”炼制后得到的产物由于色泽不同，有红升与黄升之别，后者多因选用的矿物药质地不纯或炼制过程中火候掌握欠佳造成。丹药明代以后被用于外科临床，发挥了重要疗效，故有“红升白降，外科家当”之说。
炼丹术常用的药物朱砂、水银、雄黄、矾石、砒石、盐、硝等都是外科丹药的主药，炼丹术的药物研磨、文火、武火、“抽砂炼汞”的下火上凝法等也是外科丹药炼制的基本方法，只不过炼丹术使用的药物种类更多，方法更为复杂，器具及条件更为讲究，理论更为丰富，但二者丹药炼制的原理、方法和使用的药物基本共同，二者属于一脉相承的学术关系。从本质而言，外科丹药的发明应该是外科医家对于道家炼丹术文化的认同，然后才是对它进行的利用，只是外科丹药的炼制方法更为简约实用，抛弃或者改变了炼丹术原有的繁琐复杂外衣，它涉及汞、砷、铅等多类炼丹术化合物，但以砷类化合物为主，如氧化汞、氯化汞类型的升丹和降丹等。
由此可知，中医外科丹药的发明多与道医有关，由于其功效奇特，受到明代医家的重视，对它进行了记载和改进，从而成为外科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与炼丹术一脉相承，只是炼制方法更为简约实用。
二、道家辑录的外科文献考述
历史上不少著名道家同时也是医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家辑录的外科著作最为著名者当为元末明初著名道士原阳子赵宜真的《仙传外科集验方》和《秘传外科方))，二书被收入明代《正统道藏》太平部，成为该书早期的重要版本之一，也成为道教与中医学联系的重要证据之一。
有关赵宜真的史料较多，卿希泰主编的《 中国道教》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对其生平都有介绍 。新近陈龙和盖建民的“赵宜真道履、著述及其丹道思想特色新论”有关其生平著述等资料尤其详细 。综合上述资料得知，赵宜真(?。1382)，元末明初著名道士，字符阳，号原阳子，江西安福人，“幼喜读书，博通经史百家言，长习进士业” 。在入京例试途中卧病，遂断仕途之念，出家成为道士。起初师事清微派传人曾贵宽，后又师事吉州泰字观道士张天全，得立长春北派之传，并拜元初江南全真道士，内丹名家金野庵弟子李玄一为师，修白玉蟾南宗之学，使当时已经濒于绝灭的净明道再次复兴，被奉为净明道第四代嗣师。元末天下大乱，携弟子云游江西吉安白鹤山永兴观，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江西省雩都县大泽村雩都紫阳观等地，得到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的敬重，山中道士多礼为师。后至江西雩都紫阳观定居。赵宜真逝后，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六年(1455)追赠为“崇文广道纯德原阳赵真人”。著有《灵宝归空诀》《原阳子法语》等书。
据其《仙传外科集验方》自序，赵氏早年鉴于先哲“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于是遇好方书，辄喜传录，累至数十帙，见有疾者，如切已身，常制药施与” 。可知他自幼喜爱中医学，辑录《仙传外科集验方》和((秘传外科方》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举动，而是出于他长期的志趣爱好。时人评价他是一位“以通儒名家，学于老氏，道行高洁，超迈辈流，处心切于济人，以平昔所获奇异方书，汇聚成帙”[16’的道家兼外科医家，其自序中记有二则他用外科方治愈病人的案例，提示他不仅是辑录了方书，更对其有一定的研究，是一位能够得心应手用其进行治病救人的道医，且所治疗的是“数年间遍身苦疮疖，服……诸药俱不效” 和“诸药不能疗” 的二位重症病人，表明他已具有较高的中医学修养。同时与其父教育他“施人以药，不若施人以方，则所济者广，从而有已验之方，必与乐善之士共”的济世活人思想有关。故其晚年在其徒萧天倪资助下刊行《仙传外科集验方》。
书中不仅书名中有“仙传”二字，而且书中多处语及“是方乃遇神仙秘授”、“自仙授以来……”、“惟吾此派仙方，药奇效速" 等道教思想，二书多首方剂具道家文化特色，如“洪宝丹，又名金丹” ，真君妙贴散、仙方化痰丹，仙方解毒生肌定痛散、太一神应膏、神仙解毒丸方、神授太乙散、仙方三补丸等。《道藏》记载赵宜真“或以诗歌以自警，犹以医济人”。可见他是一位由道入医，有着以医弘道，济世活人广博胸怀的道医，其辑录《仙传外科集验方》和《 秘传外科方》二书，是其长期的儒、道、医学思想修养的影响。
赵宜真弟子颇众，其中最著名者为明代高道刘渊然。渊然在《 秘传外科方》跋中说“夫医通仙道，业擅专门”，强调医学与道教二者的紧密联系，吴氏谓“然非渊然次第集录，则不能就一全书”。这是对他们师徒辑录和刊刻此书的最好注脚。
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学者认为“是一部主要讨论因服石而生痈疽的专著”，“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将道教医学的各种医用丹药应用于外科疾病的治疗，有许多创获” 但未具体举例，前者确如其所说，如《 刘涓子治神仙遗论》“辨发背”认为多服金石烧炼之药是痈疽发病的重要原因；后者可能指的是该书的数十首外用膏丹方，其中一些用有水银、矾石、雌黄、雄黄、丹砂等炼丹常用矿物药，与炼丹术的铅类化合物有关。
以上情况并非孤例，如《卫济宝书》东轩居士自序中谓书中“老翁神杖散，乃深溪吴道士之方……灸诀休宁道人见教”。反映了宋代道家对外科医术的掌握不仅仅限于方剂，而且还涉及针灸，一些外科技术来源于道家，或由他们掌握传承，这些应与二者的文化渊源有关，以致道家在涉及临床医学时往往更多地偏爱外科。
三、道家思想对外科医家的人文影响
古人的别号多表现在寄托心声，如果医家别号用某某道人、某某子等道家习用的称呼，则每每提示医家的某种道家情结，流露出某种道教文化的信息，表现出道家思想对中医外科医家思想及志趣的渗透，或外科医家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及欣赏。其中撰有外科专著的此类医家有：撰《解围元薮》的明代医家沈之问，号无为道人，花月无为道人；撰《外科活人定本》和《外科百效全书》的明末清初医家龚居中，号如虚子；撰《洞天奥旨》的清代医家陈士铎，号朱华子；撰《外科十法》的清代医家程国彭，号恒阳子；撰《疡科会粹》的清代医家孙震元，号秋水道人；撰((外科大成》的清代医家祁坤，号生阳子；撰《外科证治全生集》的清代医家王维德，号定定子，又号林屋山人，洞庭山人。据任氏研究，王维德的故乡苏州“西山岛的林屋山是中国道教圣地，被称为第九洞天，王维德受道教文化影响，崇尚自然……成年以后，自称林屋山人”。撰《外科选要》的清末医家王文选，号席真子，亚拙山人，与万州鹤龄道长交往甚深，有多首交往诗作传世 ；编《 疔疮紧要秘方》者号庐道人，抄《外科活人诀》者号半霞道人 。以上医家累计已达十人，很明显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
撰有外科专篇或评批外科文献的其他著名医家还有：著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葛洪等。葛洪自号抱朴子，所著《肘后备急方》 中的外科病症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卷五、卷七的二卷中，以及第五十、五十一及特别是五十二卷中少数病证。别号通一子的张景岳，其《外科钤》为《景岳全书》的47、48二卷的单行本。
别号洄溪道人的徐灵胎，其徐批《外科正宗》影响较大。莫氏对徐灵胎先生的道家思想渊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认为：
“道家老庄思想对灵胎先生的影响更是根深而蒂固。先生名大椿，大椿者，出自《 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后虽更名大业，但在他的著作和为他人著作评注或作序中，从不用大业之名，而分别署徐大椿、徐灵胎，以及晚号洄溪道人、洄溪老人、洄溪主人等等，就连晚年居画眉泉摩崖石刻中的二处徐灵胎题刻亦不例外。可见先生对大椿之名的喜爱，甚至晚号自称洄溪道人。而在其《洄溪道情•六十自寿》写道‘如今是秋深露冷蝉将蜕，春老花残蝶倦飞。只愿得天公怜我，放我在闲田地，享用些闲滋味。直闲东溟水浅，西山石烂，南极星移。’则是一派无欲无为、归真返朴的道家思
想。而在‘上嘉其朴诚，欲留在京师效力’时，先生‘乞归陶里’。更是老子‘功成身退’的思想体现。在((洄溪道情•寿韩开云先生九十》中先生有‘不必有金丹辟谷，何须求玉液琼浆，只不忘慈仁恭敬，人人尽寿康’之句。而‘慈’为老子三宝之首，……可见道家在先生心目中的地位。……且灵胎先生有《 道德经注释》二卷、《阴符经注释》一卷。。……结合上面对徐灵胎治学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渊源。”
这应当是非常突出的名医具有的道家情结了。
撰《 外科大成》的祁坤，除号生阳子外，在其弟祁五常的后序中多次提及祁坤的道家渊源，如其早岁“昵牛首燕矶栖霞茅君洞天诸名胜，多遇异人授异方，知白日冲举之术” ，“即公知白日冲举之术” ，可见祁坤不仅游历了多处道家洞天名胜，得道家高人指点授方，而且通晓道家“飞升成仙”之术，这已不是一般的医家修为了，应该说涉道颇深，是道与医兼擅。
以上有着道家隐士倾向的医家除少数外，多是有较高学术成就和文化修养的外科医家，如沈之问、陈士铎、祁坤、王维德等。这样多的外科医家的道家文化色彩，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或与他们有着寄情山野、超然物外的性情品格有关，其中王维德、徐灵胎、王文选、祁坤的生活环境，生平经历、友人交往以及著述作为等提供了更丰富的的文化渊源线索和佐证，充分证明其道家别号具有的深刻文化倾向。
一些中医外科方剂名称也常常体现有道家信息，特别是各种外科外用丹药，如前述升丹、降丹等。一些方剂往往称其出于真人真君所授，或者其名称中兼有神仙、真人、真君等道家人物名称及道家专用术语者，多属此类。其中《洞天奥旨》中的此类方剂较多，比例较大，粗略估计，约近百首，前者如秦真人传归花散、葛真君传方、巫真人传二甘汤、红消散等数十方；后者如葛真君汤、多首张真君方、秦真人方、孙真人方，以及九转神丹、六仙散、八仙散毒汤等。这与陈士铎本人的道家倾向有关，陈氏别号朱华子，《洞天奥旨》书名及书中的神仙、洞天、丹丘等语，无不体现出强烈的道家气息。此外，《 外科正宗》中创制的外科专方与此有关者有八仙膏、玉真散、神授卫生汤、乾坤一气膏、吕祖一支梅等，红铅造化丹、梅花五气丹等皆称出自仙都。《 外科大成》中与道家有关的方剂也不少，如二仙丹、七真膏、九转玉华丹、神仙换肌丸等。《 疡医雅言》丹药集方中此类有一气丹，降龙丹、伏虎丹等。如此之多的外科方剂名称与道教文化有关，不可能是某种巧合，只能从文化上具有的某些共性才能得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