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玉兰等：创新与中医学发展浅探

    新世纪中医学要发展就应力图创新，只有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不断创新，中医学才有实质上的发展和提高。

l  实现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变
    传统中医学作为一种民族医学，有许多别于西医学的特色，特别是其理论形式的人文哲学性质尤为特殊。作为构成传统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的阴阳、五行、气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学说等，都是从中国哲学中套用而来的，整个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中国哲学的若干范畴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传统中医学理论对中国哲学的这种依赖性或依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医学体系基本框架的自然哲学属性。在中医理论中，气、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取象比类等哲学思维成果与方法具有哲学与科学的双重属性，既反映人类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整体认识，也包含对医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感性认识。

    古代西方医学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及以后的两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医学发展提供了两个条件：一是思想上解除了落后的哲学理论的束缚；二是手段上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条件的帮助。这样就完全动摇了哲学概念在医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医学与哲学彻底分离。现代哲学告诉人们：任何一门科学没有哲学的升华都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科学从来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哲学的支配。几千年来，中医理论无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一直在古代哲学的搀扶下行走，它原封不动地引入了自然哲学的概念和原理，如阴阳学说。阴阳的内涵与哲学概念一样，没有特殊规定，因而在医学中阴阳的外延几乎大得没有边际。此外，自然哲学原理引入中医学后，对许多生理病理现象的解释不是以事实观察为基础进行归纳和分析，而是以自然哲学原理作为直接推理和解释的工具，因而出现脱离临床的理论推导。

    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经历医哲分离的转变，并不等于中医学的发展就可以超越这一阶段，自然发展了，也不等于中医学的发展就不能重新认识自我，找到出路，迎头赶上了。中医学的发展，还是应当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放弃或减少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成分及其与之关联的人文科学属性，不断吸收或增加自然科学属性。当然，我们说摆脱古代哲学框架困扰，并不是说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就不需要哲学的指导，而是指哲学不能取代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我们应以目前最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2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中医体系
    中医现代化是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成为具有现代科技水平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外科技发展史表明，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在学科中的合理应用，常导致该学科的飞速发展和完善。医学科学也不例外。西医诞生后几百年能够成为世界性医学，其关键是善于从同时代的科技成果中吸取营养，并加以消化应用，从而导致该学科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如在17世纪医学家根据物理学家伽利略创制温度计、摆钟的原理，制成了体温计、脉搏计，使诊断由模糊、定性趋于准确、定量；20世纪70年代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医学领域后，出现的x—cT、核磁共振等是当今诊断肿瘤较先进的仪器。中医要发展也必须吸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诊断为例，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固然有它的优势，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医学的不断进步，四诊的手段和内容应当不断发展和完善，不能单纯局限于眼望、耳闻、口问、鼻嗅、手触的初级阶段，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融入现代诊断方法，如x线、超声波等影像技术可以作为望诊的延伸；各种实验室检查结果可以作为问诊的补充；心肺的听诊技术则可属闻诊的范围；心电图及各种血流动力学检查等可视为切诊的发展。

3  以实验的理念对待实验
    现代科学是以实验为其基础的。朱兵在《针灸的科学基础》中通过对中医与西医发展过程的比较，指出中医的起源和发展只经历了本能医学—经验医学—朴素理论医学三个主要阶段，而西医学的发展过程还经历了从朴素理论医学一实验医学一现代理论医学一现代医学科学阶段。中医学必须要经历实验医学阶段，才能实现中医的现代化。正如在国家科委主编的《2l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中专家指出的“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验医学介入中医药的研究，一定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注入极大的活力，沟通中西医语言，创造出新世纪的统一医学。”

    中医科研工作很早就已经开展，但真正列入中医的工作计划，可以从1978年为始端。20多年来，中医科研工作者做了大量实验，但以往研究大部分属于印证性或证明性的研究，即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证实中医理论“言之有物”。以针灸学为例，《实验针灸学》并没有使传统针灸学有任何进步，只不过是传统针灸学的一个现代注解而已。再如在中医科研领域最为著名的关于肾阴肾阳的研究，从肾上腺髓质激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关系、环磷酸腺苷和环磷酸鸟苷的关系、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关系以及脑垂体和甲状腺等方面，耗费巨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性研究，而其结果则只是印证了早在两千多年的《内经》中就已经做过的结论：阴阳平衡。

    中医科研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于没有对现代科学建立的基础—实验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人们只是引进了实验的方法，却没有实验的理念。用实验去研究针灸为什么能治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证明针灸的科学性，而是要解决针灸如何更好地治病的问题，即实验研究的根本目的应该是用实验的结果指导针灸临床实践，建立基于实验研究结果之上的针灸治疗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针灸的现代理论。

    实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更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获得正确的知识。用实验获取知识，不仅要求形成知识的材料来源于实验，更要求用实验的理念来加工材料，使之重构为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实验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它把对象分解为一个个可以控制、观察的元素，从而获得关于各个元素在对象中的作用的事实，但这并不是实验的最终结果，它还必须将这些事实按照它们在对象中的作用进行理性加工，从而形成关于对象的内在特性或规律的理性知识，即对象的理性重现—知识，而知识是否正确还必须经过实验的检验，如此往复，以不断深化对对象的认识。

    同时，实验还是更新知识的途径，它能否定旧知识发现新知识。

    中医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实现中医理论由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的转变，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用实验的理念和方法重构中医理论体系，使中医学健康、快速的发展，以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安玉兰  魏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