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等：运气治则分析与举隅

    1  以岁运太过不及同病异治
    六十年为一甲子，每一岁各有所主之运气，主岁的运气有旺盛有余与衰少不足之别。如甲己化土，同为土运主事，但逢六甲年(甲子、甲戊、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为土运太过，“岁土太过，雨湿流行”(《素问·气交变大论》)，逢六己年(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则土运不及，“岁土不及，风乃大行” (《素问·气交变大论》)。余者同此类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详述了甲子周六十年的岁运及其疾病表现，以及各岁运药食气味之所宜。

    因岁运之太过、不及，“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足，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所以，虽同一种疾病发生，但因所处岁运不同，其疾病的本质有所差异，故治疗大法随之而变，切不可执一而终。

    例如，范文甫先生总结霍乱症的治疗…，认为 1906年霍乱大作，岁为丙午，水运太过，“岁水太过，寒气流行”(《素问·气交变大论》)，其气候特点是水运寒气与过盛的湿气相合，人感此二气则中寒阳微而致病，治用温中散寒，“非大附子一两，连服三四剂不治”。1921年霍乱又作，岁为辛酉，岁水不及，水气不足，土来乘之，火来侮之，其气候特点是“阳专其令，火暑大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酷暑似火，火盛灼营，感此而病，治用清凉散热，“以紫雪丹和生姜汁，井水调服亦愈”。同为霍乱一症，但治则一温一寒，大相径庭，实由于岁运不同而致。

    2以六气胜复因时治宜
    六气(风木、君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依次分主于一年二十四节气，岁半之前司天之气主之，岁半之后，在泉之地气主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六气分治，按三阴三阳分为六季，“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阳司天，其化以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素问·至真要大论》)。在天之客气与在地之主气“上下相遘，寒暑相临”(《素问·五运行大论》)。

    王奕功等分析1996年(丙子)春“寒气时至”气候现象与“邪害心火”病理现象的关系，其年“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素问-气交变大论》)， “初之气……寒乃始……二之气……寒气时至……”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其时就诊“心病”患者明显高于乙亥年春，且病死率增高，提出顺应运气“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折其运气，扶其不胜”的治疗原则，指导临床用药偏于温补，方选散寒通阳的柏子养心丸及栝楼薤白桂枝汤合二陈汤获效。

    如初之气，在立春至春分之间，主气为厥阴风木，邪在肺卫、肌表，治当疏风，故银翘散、桑菊饮在所多效。

    3以干支纪日纪辰把握最佳施治时时
    干支纪辰以60时辰(5日)为一周甲，确定五行、五脏与十二时辰的对应关系。依据五脏的生克关系，“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伤于其所不胜”。“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因此，可以根据疾病的愈、甚、持、起的病情变化规律推断病位，推断疾病的死生之期和间甚之时，而且可以依据病脏虚实及其气胜复规律以把握最佳施治时辰，并采取一定治疗措施以遏其传变。

    以肝脏疾病为例，肝虚症见头晕眼花、面色少华、四肢麻木蠕动等，应施以补法，“虚则补其母”，施治于“气舍于其所生”之脏(肾水)，肾脏旺时为壬癸日亥子时，故其治疗的最佳时间为壬癸日亥子时；肝实症见两胁胀痛、急躁易怒、关节拘急抽搐等，应治以泻法，“实则泻其子”，施治于“受气于其所生”之脏 (心火)，心脏旺时为丙丁日巳午时，故其治疗的最佳时间为丙丁日巳午时。在其治疗的最佳时间服药，则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故肝病之时行实脾之法，火能生土，故施治于丙丁日巳午时，以遏其传变。

    4以生辰运气特征治病求本
    每个人的生辰(出生时相)体现着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统一性，反映了当时天地特点在人的生命节律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汪德云依据人体胚胎发育受值岁大运影响，与后天生理、病理变化存在因果关系，提出人体胎历病理内脏定位规律以预测后天发病的病理定位。

    刘玉芝等对300例肝火上炎型眩晕病人出生时相的运气特征进行分析，其出生时相年干以丁王为多，“丁壬化木”，为中运风木之年；年支以寅、申、巳、亥为多，寅申化少阳相火，巳亥化厥阴风木，其司天、在泉分别为风木、相火为多，主气以风木、相火、燥金为多，客气以风木、相火、君火为多。初步证明，患者出生时相的运气特征与疾病主型的相关性。运用此理论在治疗一久治不愈的眩晕病人时，综观脉、舌、症，病位在肝，病性虚寒夹有气血瘀阻，依据病人生辰运气特征推测其病因为肝气不足，疏泄、藏血失调，而立益肝木兼顾心肾之治则，遣药治疗，获得满意疗效。

    李景祥研究发现，人体中存在天干合化五行规律，脏腑除本气功能外，也存在天干化气的功能，病理上存在化气倾向。按五行特征确立五形人特征。五形人的先天相貌与其出生当日天干相类似，其旺衰主要取决于出生当日的月令和时辰，在不同的季节里有旺、相、休、囚、死的旺衰退变化。如木形人木旺，身体修长，“春则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五行大义·论四时休王》)，能春夏不能秋冬，其疾病最易出现在土行的脾胃、肌肉等，病程越长，这种相克而表现的病态越明显。

    这种生辰时相所致的五行特性与运气规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病人的本体特点和疾病趋向，即人之本与病之本，在疾病治疗之时考虑此“本”，共同参验，则治疗效果会有所提高。

    5因大司天理论致各家学术之异
    天地之至数，五日为候，三候为一气，二十四气为一年，六年为一备，五岁为一周，三十年为一小纪，六十年为一大气，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自黄帝命大挠作甲子，贞下起元，前30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30年为少阳相火在泉；余者以此类推，周而复始。至1984年为第七十九甲子下元之始，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由于大司天周期中存在气候特征的周期性变化趋势，因此影响人群总体生理特征和病理特点的表现和反馈调节，形成一定的周期性变化规律，造成治疗大法的变迁，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与各有千秋的流派。

    历代各医学大家与学术流派的主要学术观点有很大差距，其形成原因除医家个人偏好与当时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用大司天理论加以解释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其学术差异。参考大司天理论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今时代的疾病特点，决定治疗大法，很有现实意义。

    李自然分析历代医家的主要学术观点与运气特征的关系，发现在燥金阳明司天、君火少阴在泉之纪，1144—1203刘守真、张洁古、钱仲阳均主张寒凉，1504—1563汪机主张清凉，1864—1923陆九芝主张寒凉；在寒水太阳司天、寒水太阳在泉之纪，1204～1263李果、王好古、陈文中，1564～1623薛立斋、赵献可、张介宾、万密斋、聂久吾主张温补；1624~ 1783湿土太阴司天，风木厥阴在泉，吴又可、费建中主张寒凉；相火少阳司天，君火少阴在泉，1324～ 1383朱丹溪，1684～1343叶天士、徐大椿主张清滋； 1744～1803燥金阳明司天，寒水太阳在泉，王朴庄、庄在田主滋补。

    金元时期的学术观点和医家治病大法的变迁给人以启迪。刘完素约生活于公元1110~1200年，时值第六十五甲子(1144～1204)，其中青年时期为阳明燥金司天，老年之时为少阴君火在泉，二者均属燥火行令，故其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论，所著《宣明论方》的代表方，如防风通圣散、神芎丸、大金花丸、三花神佑丸、绛雪散等，均以苦寒清热滋阴为大法。

    李杲约生活于1180—1251年，年轻时治大头天行(1201)，时值第六十五甲子(1144～1204)少阴君火行令，制普济消毒饮清热解毒，活人无数。晚年时值第六十六甲子(1204～1264)，太阳寒水司天，寒湿流行，损伤脾胃真元，故著《脾胃论》，制补中益气汤、沉香温胃丸、神圣复气汤等，利湿温中，亦获良效。

    朱震亨约生活于1281～1358年，30岁习医，40岁以后医术日精，时值第六十八甲子(1324—1384)，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肺气受病，火燥用事。故其力倡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实火治以黄连解毒汤苦寒直折，夺其炎威；郁火发之，治以升阳散火；虚火(阴虚火旺)补之，治以炒黄柏、生地黄、龟甲之类补阴降火。

    运气学说是一个大系统理论，它从整体出发，把涉及生态系统的诸多因素，如时间、空间、气象、地理、体质、生物、疾病等，纳入一个大系统加以考虑，它强调了对多因素的综合与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