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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实践中，语言不仅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的媒介，也是医护人员对患者实施治疗护理的有效手段。而语言的运用又受人们思维的支配，与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要正确运用医学语言，实现有效的人际沟通，必须了解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维悟性和水平。
1 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语言是引起人的大脑神经条件反射活动的第二信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思维、交际的工具。语言的语义反映着思维的内容，人的思维借助语言进行思维活动（尤其是抽象思维）、表达思想内容，所以语言与思维之间实质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的关系亦然。
1.1 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的区别 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的区别在于:医学语言是临床思维的物质外壳、形式和工具，临床思维是医护人员高级神经活动功能的表现，是医学语言表达的具体思想内容，具有观念、意识性;医学语言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临床思维则属于哲学逻辑学的范畴，二者在规律、规则方面各有特殊性，因而符合语法者，未必合乎逻辑;医学语言受国家、民族、地区的影响，差异性较大，而医学思维虽然也受某种传统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与语言相比，在一定时代共同的经济、政治、科学等因素影响下的医疗实践、认识思维活动，具有相对的趋同性。例如，受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发展趋势的影响，医学思维模式普遍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但对此所表达的语言是不同的。就人的生理与心理统一观而言，西医称之为身心统一，而中医则称之为形神统一，如此等等。另外，医学语言比临床思维更加丰富多彩，在表达思维时，二者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而是多一对应的关系，即一种思维观念可以用多种、多个医学语言概念、语句来表达。为此，在医学研究与医疗实践中应针对实际需要，使用医学语言。在科研和临床的医护人员之间，为满足医学研究和医疗的科学性要求，应准确地使用医学专业术语;而在临床与患者之间，要有效地提高遵医率，应尽量避免使用医学专业术语，而采用通俗易懂的医学用语，以提高医疗质量。
1.2 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的联系 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自从人类产生了语言，就与思维有了不解之缘，尤其是出现了用语言进行的深层次抽象思维，使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更加密切，以至到了没有语言人类几乎无法思维的地步。临床实践和思维经验的内容决定着医学语言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而医学语言的产生，使人对自身躯体状况的抽象反思成为可能，使患者的体验和躯体状况纳入科学说明的因果范围之中，成为解剖学和生理学等科学研究的客体;而每一医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医学思维状况的反映，又有助于促进医学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提高。正是由于医学语言与临床思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医学语言的运用水平，往往反映其临床思维的能力，语言能力强的人，临床抽象思维的能力亦强，要提高临床思维的能力，需与语言的训练同时进行才能奏效。
2 临床思维的社会性决定医学语言的社会性
2.1 临床思维及其载体—医学语言的核心是社会的价值判断 医学语言是医学社会领域人际交往中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社会性是由其反映的内容———临床思维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一出生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这不仅体现在临床思维能力及其思维内容的医学知识，都是医疗社会实践经验的结晶，并伴随医疗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生和逐步深入而日益发展和完善;而且作为临床思维内容本身，就包含诸多社会性的因素，由此使作为表达思维的载体———语言，也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护理社会学等概念就是由此而产生，经济、政治、文化、风俗、职业、人际关系、宗教、家庭环境等社会学概念、语句日益渗透到医学语言之中。这在恩格尔哈特提出的新医学模式和现代医学研究中已得到证明。
恩格尔哈特认为，人们运用语言表达的概念进行思维，认知实在，并将思维认知的结果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医学概念和知识，都具有历史、文化的条件，总是受到社会的、科学的和价值的期望的塑造，对健康、疾病思考、判断的核心是涉及人的形态、仪表、状态、功能、疼痛等等的价值判断，是人们在所期望的自由度、体型、仪表和生命长度等人生欲望、生活目标需求的基础上，结合环境状况而形成的。
患病后不适的反常经验使个体尝试按照社会化习得的有关疾病的评价、解释观点去理解、构造其意义并考虑所患疾病对生活的影响。此时，病患的体验由活生生的肉体感觉，变为被意识所注视的心理客体，变为包含负价值（disval-u）判断的、文化意义阐释的疾病。之所以视某种形态为异常，某种状态为不健康，某种功能为不当，把疼痛看作坏事，乃是因为它们同人类所珍视的生活价值（优美、身体自由、舒适、长寿等等）相抵触，总是同对人具有的痛苦、无能联系在一起。当然，强调临床思维及其语言的社会性并非否认内含其中的生物学因素，而是反对将生物学因素视为其中的唯一内容，社会文化因素、社会的价值判断应是医学思维及其医学语言的核心内容。
2.2 临床思维及其载体—医学语言赋予医患双方以特殊的社会意义 恩格尔哈特指出，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首先赋予病人特殊的社会角色并把同疾病相关的生理事件置于特殊的社会反应和事变之中，引发人们与此相关的道德判断。例如，成为病人角色的人，可以被免除或部分免除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引起其亲属、朋友、顾主、单位、保险公司、福利机构的干预、回避和道德评价等一系列社会反应;对患者疾病状况给予病名的诊断语言，好似法官宣判一样可能给患者个体生活世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医学诊断，还是疾病分类方面的临床思维及其医学语言，因常常涉及医生和病人的利益，决定了医生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病人对此相应的社会行为反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尔哈特称“诊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标记手段，……这种标记形成了争取实现治疗目标的社会现实” ［1］ 。
2.3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决定医患双方思维方式及其医学语言变体、语义的差异 在临床医学领域，医学面对的是现实社会生活状况中的人，由于医患双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认知及其使用的语言变体与语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病人对疾患性质、过程的体验多用生动、具体、富有情感和文化意义的日常生活语言来思考和描述，而医者的医学文化教育背景，使他采用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抽象、精确的医学专业术语进行思考和描述，两者的区别常常引发临床上的伦理冲突。而且不同民族、个体的文化价值判断标准不同，对病患意义的看法及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千差万别。中西医自产生起就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来命名、分类、描述、说明和解释所观察的世界，其思维方式、学术范式及其语言系统截然不同，中医学形象思维的特点与汉语的表象主义和文言的诗意性是一致的，从而形成与西医迥然不同的主体精神世界。
在当代临床医学中，虽然人们一刻也未停止使用语言，但却在不知不觉地用科学语言取代生活语言的过程中，倒向了只见科学抽象的病，不见具体生活存在的人的科学至上主义，在符号抽象的层次上将人类医学降为兽医。因此，医学要真正把握健康和疾病，有效地防病、治病，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就必须关注、考虑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和语言的理解、解释方法，去揭示其健康、疾病现象背后的社会价值、目的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H.T.Engelhardt，Jr.《生命伦理学基础》“医学化的语言”.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199-243.
作者单位:1100083北京大学医学部哲学社会科学系
2100083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编辑:守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