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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头疼的问题。高技术发展在为人类诊治疾病上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医学高技术本身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如处理脑死亡、器官移植、生命质量控制等问题。这些伦理难题仅仅凭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是难以解决，因此，医务人员应当紧密结合个人道德修养、医德修养学习，致力于从品格方面净化自己、提高自己。
【关键词】 医学伦理;道德;本质
中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视医学的伦理道德，“医乃仁术”被普遍信奉为职业伦理原则。它不仅反映了医学技术是“生生之具、活人之术”，而且也表达了中国古代医生的道德信念，即通过行医施药来实现仁爱爱人、济世救人的理想。然而，尽管历代医家也提出过一些医学伦理准则和规范，并形成一个类似于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誓词”那样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认的誓言和准则。“医乃仁术”的普遍原则更多的是体现在强调医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我规范方面。
1医乃仁术：
中国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生地位的巩固，医学职业道德中的保护机制逐渐弱化，而约束机制则逐渐增强，医学伦理观念表现出更加重视关注病人的特征。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强调医学的道德价值，主张医本仁术，注重医生的道德修养，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医学道德的发展方向。
1.1儒家医学的道德原则“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是儒家实现仁爱爱人的重要途径，东汉名医张仲景认为，儒家要实现“爱人知人”的理想，就应当明了医理、重视医疗，这样方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们将医学视为实现其“仁爱”理想的重要手段。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儒家的“爱人”原则第一是强调尊重人的生命。提出医生对待病人应该一律平等相待，不论贫富贵贱、老幼美丑，都要一视同仁[1]。如孙思邈曾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然而，儒家关注的是个人美德的培养，而不强调建立严格的法律和规则。儒家认为仁爱救人是医生个人美德的体现。
1.2道教、佛教的戒律与医学道德准则除儒家提倡医学的仁爱精神外，道教和佛教也大力宣传行医施药可行善积德，并也将仁慈、行善视为基本的道德原则。道教和佛教的这些戒律也引入到医学伦理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道德准则的建立，也有利于医生行为规范的推广，如被视为中国医学道德准则代表的，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和明代医家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都烙有明显的道教和佛教的痕迹[1]。如孙思邈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也是受到了佛教的“五戒”、“十善”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医学道德思想是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是各种道德理论、原则在医疗活动中具体体现。因此，中国古代主要的宗教、哲学体系──儒、道、佛教对中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着重要影响[2]。无论是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是道教积善行德，由于儒家传统的重要地位，从而决定了医学伦理价值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道、佛互补的构建。尽管在中国医学史上，许多医家提出过诸多伦理准则和规范，但并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医学伦理准则。
2中国传统医学伦理规范的特点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对事物的道德评价格外重视。这种文化气质主要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反省、自责、克己的道德传统亦是中国古代医生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古语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民族富于内向性，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慎独。反映在医学道德观上，历代医学家也是主张医生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如认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对待病人应“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等，都是对医生的一种内向性的道德要求，约束自己不要“恃己所长”任意胡为[2]。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人们从理性上能自己明白。因此，儒家不是提出独断的标准、行为规范或准则去约束人，而是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反省，自己去判断行为的对错。由于中西方在医学建制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差异，从而表现出中西方医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侧重点的不同。与西方那种重视医学道德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传统不同，在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中我们很难找到西方那种规范的、法律式的道德准则。中国古代的医学道德强调是个人品德。
3中国现代医学道德准则的建立
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国的医学构建开始有了变化，出现了新型的医学机构和团体，医学职业伦理准则开始得到重视。
3.1医院和职业团体的发展与医学伦理准则的建立我国近代医学体系是建立在西方医学基础上的，西医传入的影响之一是医院的建立。医院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开始发生改变，即由传统的个体行医模式开始向集团行医模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医生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在新体制下医生的责任心，不仅在于对病人的责任心，也包括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受聘医院的责任感以及与同行之间的合作，技术公开等。
3.2现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准则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成为医务人员的基本道德原则。随着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也面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头痛的问题。高技术发展在为人类诊治疾病上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医学高技术本身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如在处理脑死亡、器官移植、生命质量控制等问题。这些伦理难题仅仅凭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是难以解决的。因此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具体的适应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道德准则[3]。中国卫生部颁布了《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成为第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全国性职业道德规范。规范从七个方面对医务人员的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依然是首要准则;同时规范强调了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同情、关心和体贴病人，不以医谋私，不泄露病人的隐私和秘密，尊重同行等医务人员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规范体现了传统医学道德和现代医学伦理思想的结合。从跨文化比较来看，在医学职业化的过程中，中西方早期医学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医学道德准则都经历了一个从预后判断到行为准则，再到价值判断的演化过程。随着职业化的发展和医学建制的确立以及在不同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西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背景下，“医乃仁术”成为中国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不强调建立一种统一道德行为准则[4]。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中国医学界在继承传统医学道德的基础上，也开始重视普遍性的职业伦理准则的建设，尤其是在社会经济转型的现阶段，强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职业道德准则显得更加重要。然而，无论是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还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不断变化，“医乃仁术”依然保持着勃勃生机，或许这正是医学本质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许建阳.从希波克拉底誓言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武警医学,2009，20(9):860-862.
2沈铭贤.我国医学伦理学兴起的重要一步《医学伦理道德学术讨论会》忆片，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7).
3吕世军.新时期医学扩招生医学伦理道德教育问题思考.药学教育,2008,(1).
4丘祥兴.医学伦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