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由美国心脏病学院、欧洲
高血压学会、亚太心脏病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国内外的医药行业多家重要组织联合主办的第十八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简称长城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记者发现，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本届会议上，被提及得最多的词汇不是介入治疗、电生理学，也不是药物治疗，而是“公益性”。本届大会主席胡大一教授一直在强调：“如果离开了人文内涵，离开了哲学思考，离开了文化建设，任何医学技术都很难实现它的价值。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心血管医生，不管是做支架、用药物还是做
手术，医学的公益性，都是最核心的问题。”
▲坚持公益性，及时、有效地救治患者
“如果医生手里有技术，而不能去救治最需要救治的人；如果一个可以快速得到救治的患者，因为等钱贻误了救治，这都是非常可怕的问题。”胡大一教授动情地说，“医生最可怕的是冷漠。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全是医生的责任，有医疗体制的问题。但是任何一项医疗卫生技术的研发与推广，首先要坚持的是公益性，使技术具有可及性。而要坚持公益性，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功利主义和趋利性。例如对于一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最关键的是尽快使他接受治疗，挽救心肌，挽救生命，而不能让其无序流动，延误救治时间！”
急性心梗是可救治性疾病，实现其“可救治”的关键是缩短患者从起病到救治的时间。因此，对于急性心梗患者而言，“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是毫不夸张的。然而，“丢失的生命太多了”，美国心脏病学院主席Steven Nissen教授痛心地说。如果在急性心梗起病后1小时开始溶栓治疗，每治疗1000例患者，会比传统治疗减少50例死亡；如果距离起病2～6小时治疗，这一死亡数则锐减至30例；6～12小时减少20例死亡；而12小时以后治疗的效果与传统治疗无显著差别。但是，2006年美国仅约1/3的医院能够达到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到达医院后90分钟内开始介入治疗的第一次球囊扩张的要求。为此，美国心脏病学院呼吁实施全国性的旨在缩短急诊冠脉介入治疗中从进医院门至球囊扩张之间的时间（D2B）联合行动项目。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紧
急救援科技工程建设心血管急救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约30%的心梗患者能在指南要求的时间窗内进行再灌注治疗。从表面上看，我国院内救治情况和美国的情况差距不远，但我国的情况非常复杂。胡大一教授说，目前医疗体制与
管理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使急性心梗的可救治性难以实现。其中的原因包括：医生对健康教育重视不够，群众对心血管救助知识缺乏了解；院外急救转运程序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患者舍近求远，患者被无序转送到一些不具备快速救治条件的医院，延误了救治时间；急诊接诊医生不是心血管专科医生，而是各科轮转医生，缺乏诊治经验，可能延迟心肌梗死的诊断；急诊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加上患者起病急、无先兆，患者家属通常没有准备足够的治疗费用，而先收费后治疗的规矩使及早救治难以实现；患者到急诊室后的流程一般是去住院处交费办手续，再到监护室，接受医生问诊、查体、取血、写病历，最后联系开通血管的场所——心导管室，这一过程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所有的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靠一个专家或医护人员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而言，需要早识别、早发现、早除颤、早转送、早开通、早出院，这几个‘早’如果实现不了，患者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再好的技术，也会变得很苍白，人为把时间延迟掉，严重影响技术发挥效能。”胡大一教授说。
可喜的是，为了使我国更多的急性心梗病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治，在本次长城会上，我国正式启动了由美国心脏病学院发起的的D2B联合行动项目。
▲规范技术，理性对待介入治疗
回顾医疗技术发展的历史，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真正实现医学技术保护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实际价值？与会专家认为，谈到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医疗行为、医疗技术的规范化，这是实现医学公益性的根本保证。例如对于介入治疗，医学界需要认真改变过分依赖支架，忽视甚至不相信生活方式改变（如戒烟）、不重视预防的现状。
我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技术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近10年来，这项技术进入了快速发展推广期。然而，哪些患者应该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哪些患者应该接受药物治疗，而无需非药物治疗？哪些患者应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在接受介入治疗的患者中，哪些应使用药物洗脱支架，哪些应首选裸金属支架？哪些医院、医生准许从事介入技术……近年来，心血管界的讨论不绝于耳。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博士山医院的林延龄教授说，在短短的10年间，中国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某些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如冠状动脉慢性完全性闭塞的治疗、左主干介入治疗和心肌梗死的干细胞治疗等。中国许多需要实施外科血管成形术的患者都选择了介入治疗，结果使介入医生处理复杂高危患者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这些患者的长期预后还无从考证。另外，先进的介入治疗技术目前只掌握在少数主要城市、为数不多的介入治疗中心内。因此，技术的传播和规范非常迫切，否则中国介入心脏病专家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对于介入治疗，胡大一教授强调，由于药物涂层支架的血栓隐患，美国的药物支架使用率已从原来的90%下降至70%，一些欧洲国家降至50%～60%，新加坡则对药物支架的使用有明确限定，而我国一些导管室药物支架使用率为100%。研究表明，虽然及时的介入治疗可以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的生命，但对于多数稳定
冠心病患者而言，介入治疗仅可缓解充分的药物治疗后仍不能控制的心绞痛。对于介入治疗，
临床需要坚持循证，贯彻指南，改变过分依赖支架的现状。
▲强调预防，心血管医生要转变观念
今年的长城会高高举起了“预防”的旗帜。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长城会把越来越多的重心放在了“预防”上，例如率先把戒烟作为重要的议题，最早设立了“戒烟论坛”，强调戒烟不仅仅是公众的责任，同时更是医生的职责。在今年的长城会上，记者看到，除了介入论坛、病例讨论论坛、电生理论坛、整体医学论坛、急危重症与监护论坛、高血压论坛等专业强的专题会议外，还设立了若干个像戒烟论坛这样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和措施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论坛，如心身论坛、疾病管理论坛、营养论坛等等。
“怎样强调预防都不过分。”胡大一教授说，医生等待患者来看病是不可取的，无论是心绞痛还是心肌梗死，临床发现的多是晚期患者。血管重建技术是针对冠心病终末期的姑息疗法，而解决冠心病的根本出路在于预防。他汀类药物临床试验的一致结果是，与安慰剂对比，其可明显减少对介入和手术的需要。但是，这一预防策略现在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心内科医生甚至觉得“预防并非自身的责任，预防不能得到奖金，预防没有什么收入”。因此，对于预防策略的渗透，重要的一点是医疗队伍的思想文化建设。
胡大一教授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在每一个城市建立起病前防、病时快速急救和救后系统管理的三个系统。同时，抓好医疗队伍的思想文化建设，实现五个“转变”：从针对疾病终末期的治疗转向早期预防；从经验医学转向循证医学；从以大医院为中心转向以社区为中心，建立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教育/管理网络；从不同学科“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分别控制不同危险因素，转向学科联盟、综合控制多重危险因素；从坐诊医生、针对疾病，转向重视健康与预防，走出医院大门、登上健康快车，向公众传播科学，以循证指导预防。 中国医药报记者 马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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