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事件

　　巴尔的摩事件称得上是美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不端事件，它使得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为此成立了专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公室。而该案件在反复折腾了十年之后才有官方定论，但科学界许多人却认为官方结论不能令人满意，是是非非至今没有平息。  



　　这个事件其实应该称为伊马尼希－卡里事件：大卫·巴尔的摩并未被指控有学术不端行为，受指控的是其合作者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但是由于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尔的摩在伊马尼希－卡里受到政府调查时，站出来激烈地为她辩护，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因此喧宾夺主，这一事件通常也就被冠以他的名字。  



　　巴尔的摩在1975年由于发现反转录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巴尔的摩的社会活动能量极大，在1982年从慈善家埃德温·怀特海德那里获得1亿多美元的赞助，成立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的怀特海德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巴尔的摩很快就把怀特海德研究所变成了主导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著名机构。  



　　相反地，伊马尼希－卡里则没有什么名气。她是日本裔巴西人，根据其申请美国卫生研究院科研资金时提交的简历（如果提交的简历有假，将负刑事责任），她于1968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1970年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发育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于1974年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但是据京都大学校方在1995年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出具的说明，京都大学从未授予伊马尼希－卡里硕士学位，事实上，京都大学没有伊马尼希－卡里曾经在该校学习或工作的记录。伊马尼希－卡里为什么要声称自己有硕士学位呢？原来，赫尔辛基大学和某些欧洲大学一样，只有有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去读博士。伊马尼希－卡里当时为了能读博士伪造了学历，此后就一直把那个假学位当真了。  



　　博士毕业后，伊马尼希－卡里到德国科隆大学遗传研究所工作了几年。1981年，她到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担任助理教授，继续从事免疫学研究。此时转基因技术刚刚发明，巴尔的摩实验室就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将它用于研究免疫学问题，由此开始了与伊马尼希－卡里的合作：巴尔的摩实验室制造转基因老鼠，而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则从事血清学实验，研究这些转基因老鼠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后来引起争议的是1986年4月25日两个实验室联合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以下简称《细胞》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把一段外源抗体基因转入小鼠中，发现它改变了小鼠抗体的组成，新的抗体具有与外源抗体一样的特异性，但是总体构造则是小鼠原有抗体（也就是内源抗体）的。这就表明外源抗体基因片段和内源抗体基因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为什么免疫系统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抗体针对不同的抗原呢？当时有人猜想这是由于不同抗体基因之间以及抗体基因与蛋白质之间能够互相反应、相互调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内在网络相互作用。这篇论文似乎首次为这个“网络假说”提供了证据，如果能够成立，将会是一个重大发现。  



　　伊马尼希－卡里据说在1985年之前就获得了这些重要结果。1985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的5家实验室联合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伊马尼希－卡里在申请报告中提及了这些发现。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却不买账。国家癌症研究所资金审阅委员会在实地做了考察之后，于当年夏天拒绝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资金申请。这么一来，伊马尼希－卡里无法在麻省理工学院立足，需要另谋生路。在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在波士顿）医学院教授亨利·沃提斯的帮助下，伊马尼希－卡里改到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就在这段过渡时期，《细胞》论文发表了。  



　　但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不到两周，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人不是外人，而是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玛格特·欧图尔。欧图尔于1979年在塔夫茨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正是沃提斯。之后，欧图尔在费城附近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研究做得并不顺利，但也不像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后来说的那样是个一篇论文都做不出来的老博士后——根据我的检索，欧图尔在这段时间至少发表过2篇第一作者的论文。1984年底，她的丈夫获得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职务，她也跟着搬回波士顿。1985年3月，在沃提斯家举行的聚会上，欧图尔首次遇到伊马尼希－卡里。  



　　伊马尼希－卡里向欧图尔介绍了她的重大发现，有一名博士后将在6月份离开，欧图尔是否愿意去补这个空缺，对这个发现做进一步的研究呢？欧图尔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获得了1年的研究资助后，于6月份去报到。在牟玛·里斯布（《细胞》论文的第二作者）的协助下，欧图尔于当年秋天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是支持伊马尼希－卡里的发现的。伊马尼希－卡里催促她赶快写成论文发表，并在1985年12月送交的《细胞》论文中提及这个未发表的结果。但是令欧图尔苦恼的是，此后她一个人做实验，就再也重复不出该结果。欧图尔拒绝发表这一无法重复的结果，伊马尼希－卡里对她大发雷霆，斥责她太无能。欧图尔要求看里斯布的原始数据，但伊马尼希－卡里没有给她。欧图尔无法再把实验做下去了。此时是1986年3月，欧图尔的研究资助还有3个月才结束，伊马尼希－卡里便让她去养老鼠打发剩下的时间。  



　　伊马尼希－卡里以后将会后悔她做出的这个安排。1986年5月7日上午，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养老鼠的欧图尔需要查一下某只老鼠的谱系，找来记载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养的老鼠的谱系的记录本。记录本是活页的，在翻查老鼠记录时，欧图尔意外地发现里面夹杂了17页血清学实验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在欧图尔之前，实验室已经有人  （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或里斯布）做过了伊马尼希－卡里要欧图尔做的实验，而且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看来欧图尔并不是那么无能。这些数据记录还包括了12天前发表的《细胞》论文中报告的实验结果，但是与《细胞》论文报告的却不一致。  



　　是有人故意歪曲了原始数据，还是犯下了“诚实的错误”？欧图尔此时并不想指控有人造假，只是认为《细胞》论文中的错误应该得到纠正或撤回论文。她复印了这17页数据，两天后，她到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找到她认识的一名研究免疫学的教授布丽奇特·胡伯，寻求她的意见。胡伯认为此事应该找沃提斯（欧图尔的博士导师、把伊马尼希－卡里招到塔夫茨大学的人）解决。胡伯、沃提斯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兰德找来伊马尼希－卡里讨论，然后胡伯、沃提斯又与伊马尼希－卡里、欧图尔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在后来被称为“塔夫茨大学的调查”或“沃提斯委员会的调查”。事实上，那不过是个私下的调解，既与塔夫茨大学无关，也不曾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塔夫茨大学事先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三个人认为欧图尔与伊马尼希－卡里的争执是由于对数据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以及两人存在个人恩怨，不值得为此对《细胞》论文做出纠正。  



　　欧图尔向沃提斯的上司、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反映，主任告诉她，这事应该归麻省理工学院管。欧图尔找到巴尔的摩，巴尔的摩也告诉她这只是她和伊马尼希－卡里有不同见解，她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他不同意她的意见。欧图尔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院院长，院长让癌症中心主任赫曼·埃森处理此事。埃森要求欧图尔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6月（此时欧图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关系已结束），埃森、欧图尔与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和《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卫·韦弗举行会议。埃森后来写了一份备忘录向院长报告调查结果。埃森认为《细胞》论文的确存在错误，但是那是个很小的不影响大局的错误，不值得特地向《细胞》投稿更正。巴尔的摩则答应会写信给所有进行类似研究的人通报这一错误。这个调查后来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或“埃森委员会的调查”。它的确是由校方指定的调查，但是所谓委员会其实只有埃森一个人。埃森被许多人认为是巴尔的摩的敬仰者。  



　　欧图尔对这个结果虽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偶尔会向别人抱怨。听过欧图尔抱怨的人包括伊马尼希－卡里原来的一名博士生查尔斯·马普里索普。马普里索普在1985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与伊马尼希－卡里处得很不愉快，两人互相憎恨，吵过架。但是马普里索普和欧图尔关系很好，两人保持着联系。马普里索普获悉欧图尔的处境后，想起了在1986年4月22日《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学术造假的报道。从那篇报道，马普里索普知道在美国国家卫生院有两个研究人员——瓦尔特·斯图尔特和内德·费德——在私自调查学术造假案。1986年夏天，马普里索普与斯图尔特和费德联系，向他们反映伊马尼希－卡里的《细胞》论文存在的问题。当年12月，斯图尔特和费德给巴尔的摩和伊马尼希－卡里写信，要求访问他们的实验室并查阅实验记录，均遭到拒绝。斯图尔特和费德这两位“打假斗士”并非善罢甘休之辈，他们发表公开声明，举行报告会，给许多人写信，直指《细胞》论文有假。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的注意。雪球越滚越大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