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为社会发展培养了相当多的专业人才。今天，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可以慢慢实施分类，既要有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也应有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大学。”
今年3月底4月初，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小凡回国一周，拜访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机构，与40多位学者、教授、学生和行政
管理人员会面交流。他说：“中央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以来，大家对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有许多关注。中国驻美国使馆也在向海外华人教授征求意见，说明中央政府真要下决心进行一些改革；我也注意到今年两会上有不少大学校长参加了讨论。我觉得目前中国强调大学改革、提倡自主权的方向是很好的，但自主权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合适的定位和办学理念，这些结合起来才能将大学办好。”
王小凡1982年赴美国留学，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1992年加入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
癌症系。他说：“在美国
学术界做了近30年，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虽然中美两国在文化、制度和传统上有很多不同，但美国高等教育从北美第一所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开始，经过300多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值得中国大学在改革中借鉴。”
本科：自由的公民教育
“教育的目标在于形成性格”
——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赛
王小凡强调，不同类型的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和办学理念。美国虽然有公立、私立和教会主办的大学，但从教学体制的角度看，这些大学都可以清楚地区分为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以及两年制的社区大学。“美国有上千所这样的文理学院，它们以优质的本科教育为己任，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精髓，美国最好的大学教育通常是在这里进行的。”
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称为“自由教育”，最初源于古希腊时期给予自由男人的教育。这种“自由男人”不同于听从他人命令而工作的奴隶和工匠等，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路。到了近代，自由教育逐渐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代名词。相对于职业教育，大学本科提供的自由教育强调教育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目的在于培养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然而同样是提供自由教育，文理学院相比研究型大学更注重本科生的成长，强调通才教育和素质教育，反对学生过早专业化。
自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主办的“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项目、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主办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到各类公派和自费留学，近百万中国学子赴欧美等国留学，其中的绝大多数以攻读博士为目标。因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在中国先入为主。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大家耳熟能详，但对高质量的文理学院却知之甚少。
王小凡指出，实际在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就有留学生赴美国文理学院攻读本科，除了作家冰心、物理学家谢希德之外，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宋氏三姐妹”，她们均毕业于美国文理学院——威斯理安学院和卫斯理学院。而在近代，被誉为“华裔之光”的美国前联邦政府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则毕业于另外一所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蒙特霍里约克学院。
在回忆大学对自己的影响时，宋美龄曾经说过，威斯理安最重要的是对她人格成长的影响，她受到的熏陶“是宁静的高尚气息、是体谅他人、是正直为人、是知识上的钻研、是交换人生所必要的观念和理想”。
相比于大而全的综合型大学，文理学院的规模小、设施精良、师资力量雄厚、教授素质很高。比如，创办于1937年的蒙特霍里约克学院，全校仅2000名学生，每10个学生就有一名教授，师生比例是1∶10。
“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各自的教育理念和使命不同。”王小凡说，“比如我们在招研究生时，就能看出这两种不同类型大学的特点。我们的研究生有的来自研究型大学，也有的来自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这些学生真是各有千秋，我们会认为研究型大学的学生眼界更宽，对与世界接轨的研究了解得多一些；而从教学型大学来的学生，虽然这方面有些欠缺，但基础打得更扎实，而且通过暑期在研究型大学实验室的工作，这些缺陷可以得到弥补。”
“这种差别可以从推荐信中看出来，来自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推荐信往往比较简短，特别是从有名实验室来的学生，写信的教授非常忙，真正花在培养本科生上的工夫不会太多。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我基本上每两三年会招一个本科生到实验室作一些研究，我会让他们跟一个高年级的研究生或博士后做一做，与他们有一些谈话，但不会花太多工夫，因为我的主要精力在科研和培养研究生上。而从文理学院出来的学生，推荐信就写得非常详细，有时密密麻麻两三页纸，对学生各方面的评价都会显示出来，说明这些教授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不只是简单地灌输知识，还有人的培养，没有将学生放羊。”
为什么说放羊呢？“即使在一些好大学里，学生也可能会被放羊，我的一位朋友在一所比较大的州立大学工作，他教大课，一门课程的学生人数有500人到1000人之多，可以想象这些学生很难得到教授的直接指导和教育，往往是从事助教工作的研究生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受到教授直接熏陶的机会少得多，不是说研究型大学不重视本科教育，而是其重点不在这上面。”
研究，在世界层面上竞争
“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求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
——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约翰·昆西
在美国学术界多年形成的学术标准中，对真理的探索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是这一标准的核心，而这一标准的源头则出自哈佛大学。“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威廉斯姆斯·艾米恩的名言成为哈佛的校训。300多年来，哈佛始终引导学生为理想、为实现人生价值要不懈追求和奋斗；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一代代哈佛学子成为社会精英，在各个领域作出许多影响重大的贡献。
1月26日，温家宝总理听取科教文卫体界的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谈到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他说：“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地方，如今在教育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温家宝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要有办学自主权。”
王小凡认为，研究型大学主要应该作代表国家水平、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科研。“当中国的大学有了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分类定位后，国家才能更好地在宏观层面上有效调控。研究型大学需要的资源要多一些，需要充足的研究资金、实验室、仪器设备等，这样才能作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要在世界层面上竞争，作二流研究没有太大意义。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则应该支持一些一般性的、教学性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作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教授应该让学生体验科研的过程，但不会将之作为主要目的。”
我们在谈大学自主权时，一定要在大框架下谈这个问题：究竟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这样国家和各省市才会有相应的支持，教育部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985工程’、‘211工程’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在中国有30所至40所就不错了，其研究可与世界一流竞争。其他大学，除非个别学科非常突出，基本上应该将教育方针放在本科生教育上。”王小凡说。
“大学有了明确的定位，使命也就确定，一整套管理办法都要跟上来，比如评价、晋升、报酬等方面都要与之配套，否则会造成误导。”王小凡表示。
“不要硬拔高”
“在破旧立新之前，要把新东西看清楚。”
——斯坦福大学第5任校长史德龄
最近发生在井冈山大学的
论文假造事件令王小凡沉思良久。
“这里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井冈山大学刚将一些大专学校合并起来，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好不容易上得起学的学生身上，将他们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对于这样一类学校，学生的毕业去向比起发表论文、申请经费，应该是更好的用以评价教师和学校的标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学校多数教授本身所受的训练，也不足以让他们去做最有竞争性的科学研究。美国有这么多的教授在上千所文理学院里，他们所经受的训练和他们自身的兴趣，都决定了他们以培养社会有用之才为目标，而不会将主要精力和能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去与研究型大学竞争。”
“如果能力不够而又一定要拔高，会浪费国家资源，对学生也放羊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首先要定位，然后再给自主权。”
为什么目前中国大学里的教授不能安心教学呢？“这是行政化的一个问题，没有清楚的定位，评估体系也就自然过分简单：一切都由科研处来管。如果全国上下都是靠发文章的点数来晋升职位，而不是从专业要求和对学生有益的方面来评价，自然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会耽误一代人。”
王小凡认为，中国的家长和学生都过于看重大学品牌，“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一时也不能取消大学排名。我常给在美国的中国籍的学生家长们建议，要让孩子找到适当的环境，并不是人人都能在最好的大学里成功”。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要硬拔高自己的孩子，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和天赋，人到了一定程度会体现出不同的能力，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同样的事情，达到同样的标准和成就。这些理念，国内的家长和孩子们应该慢慢习惯起来，不需要非上名牌大学。”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美国的生物医学领域，我认识大约几百名做教授的中国人，来自名牌大学的自然不少，但也有许多来自不太知名的大学，现在也做得非常出色。关键是看个人，出路不在‘名牌’。”
“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一点点地改变。如果我们中国的大学也慢慢开始分类，一方面是研究型大学，一方面是以本科生为主的教学型大学，在以本科为主的大学，教授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将学生培养成才，而不是研究、发文章、申请经费，那么国家的整个教育会有一个改观。”
作者：
20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