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至2000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学术期刊的价格涨幅高达185.9%，科技和医学领域学术期刊价格涨幅分别达178.3%和184.3%。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期刊危机”，倒逼科技界提出一项全新的出版理念——“开放获取”。
■所谓“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指科学研究信息在网络环境中，免费供公众自由获取。开放获取有两种实现形式：一为开放出版，即期刊或会议
论文出版后立即开放获取；二是开放存储，即论文出版后存储到相关知识库，一段时间后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不仅是对商业出版机构“知识垄断”的一种制衡，也试图打破科技知识长期以来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局面——在订阅期刊的“统治”之下，大部分社会成员实际上被剥夺了对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权。但在我国，对“开放获取”比较积极的人士大多来自图书馆系统，很少看到有科学家、院士们努力参与其中。
一场“期刊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出现：参与学术出版的商业机构，通过兼并和购买等行为，渐次垄断了学术期刊出版市场，逐年提高学术期刊定价。如何打破商业出版机构“垄断知识”的局面？作为一种制衡手段，“开放获取”理念应运而生，并开始在科学界和知识界传播。
王乐
10月27日，“第八届开放获取柏林国际会议”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落幕。目送来自16个国家、50多家大学科研院所、学术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的近300名专家学者们远去的背影，中科院国科图馆长张晓林教授心里，五味杂陈。
在我国，除了图书馆学领域以及科技情报系统的圈内人士外，知识界和科学界对“开放获取”这一概念仍感陌生。
但在国际上，支持和推动“开放获取”的组织和机构不少，“开放获取柏林国际会议”是该领域内规模最大、影响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论坛之一。
张晓林真切地感受到“开放获取”运动正在呈现的“加速度”：无论是包括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在内的知名高校，还是诸如施普林格、威立·布拉克维尔等著名出版机构，在“开放获取”方面都已出台了具体的政策与举措。
整个大会期间，国外同行围着张晓林，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在“开放获取”方面的进展如何？每每至此，张晓林总要意味深长地来上一句：“我们的‘开放获取’，还需要时间与耐心。”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诺贝尔获奖者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后来他参加某学术研讨会，想在做报告时引用这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结果却被告知：如果要这么做,必须走一番“流程”，得到《自然》杂志的允许。“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怎么突然就成了别人的私人物品？”这位诺奖得主顿时充满了疑惑与愤怒。
构筑起如此高的知识壁垒，其背后的“始作俑者”，是参与学术期刊出版的商业机构。通过市场行为垄断知识，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出版机构，不仅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令长期订阅科技期刊的学术和科研机构不堪重负。
据国际专业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2000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价格涨幅高达185.9%，科技和医学领域学术期刊价格涨幅分别达178.3%和184.3%，27个学科中的17个学科，其期刊价格的年增长率为两位数；商业性期刊价格，往往是学会或非盈利性期刊价格的3至7倍。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研究表明，在平均通胀率为3.1%的情况下，过去16年期刊订购价格平均增长9.5%
——图书馆订购经费，无论如何赶不上如此恶性的涨价！另据统计，2003年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用于购买期刊的费用，相对1986年虽大增260%，订阅期刊总数却只比同期增加了1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即便电子期刊出现后，其使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在机构的局域网内，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公共保存仍受严重限制——科技知识俨然还是出版社的垄断产品！
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理念，应运而生。2002年2月，有关科学团体即提出《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2003年10月，德国马普学会发起柏林会议并发布《开放获取柏林宣言》，要求科技论文实行“开放获取”——作者或版权所有人授权所有用户可为合理目的而下载、复制、利用、传播作品，只要保证注明来源信息。
在国内科学界“混”，有哪个科学家现在敢跳出来说一句“我以后不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科技界在“开放获取”上的作为，已影响到国际开放获取运动进程。
随着科学数据、教育资源逐渐步入数字化，“开放获取”运动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去年11月，41位诺奖获得者联名发出至美国国会的公开信，支持研究成果公共获取法案。今年5月，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康奈尔、卡内基-梅隆、加州大学及其各分校等27所研究型大学的教务长，集体呼吁国会支持该法案；一些知名大学教授，也开始集体抵制商业出版机构的涨价行为。今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教师委员会提出，如果《自然》出版集团坚持大幅涨价，就将动员全校的教师不再于《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教师委员会还动员教师不担任编委，不再为杂志审稿。
让张晓林有些无奈的是，发达国家的顶级学府固然可以如此“牛气”，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科学家会说出“我以后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了”这样的话吗？据了解，西方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文章登上《细胞》、《自然》、《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的学术期刊，我愿意杀了我的丈母娘！”足可见这批顶级学术期刊在科研人员心目中的影响力，更别说属于第三世界的我国科学家了。
去年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裴钢坦言自己的投稿标准为：好文章优先选择《自然》、《科学》等杂志，一般的才会给国内杂志。“从观念上说，我国科学家并不愿与传统机制作对。面对‘开放获取’这个新概念，其本身带来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正是国内科技界最大的犹豫与担心！”
张晓林则认为，传统的正式出版体系，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种熟悉的评价与保护机制。传统机制背后更强大的思维定势，则来自“指挥棒”的作用：科研人员的研究文章是否在顶级刊物发表，刊物影响力又是几何？“无论从项目申请体系，还是评价机制导向来看，大家不愿意为了‘开放获取’而与传统出版商直接冲突。不争着在国外成熟刊物上发表论文，回头可能连项目经费都申请不下来！”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开放获取”的态度，仍有些暧昧：包括学者、科研人员在内的知识界和科技界内部动力不足，但与此同时，作为迅速崛起的科技大国，国际同行却等不及中国对“开放获取”继续观望。
2003年，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代表中国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柏林宣言》上签字，成为国际开放获取运动的先期缔约者。
今年7月29日，美国国会就联邦研究公共获取提案举行专门听证会。法案要求所有资助金额达1亿美元以上的联邦资助机构，实施与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相同的开放存储政策。会上，某家大型出版商代表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每年科研投入增长幅度，甚至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如果只要求美国的科研成果开放获取，而中国不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实行开放获取，那么中国就是占了美国的便宜。
最近几年，国际高能物理界正推进学术期刊开放出版计划——SCOAP3计划。目前，已有24个国家的150多个机构参加。我国作为高能物理研究六大国家之一，在相关期刊发表论文数也居前列，但尚未参加该计划。SCOAP3工作组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尽快参与，借此推动SCOAP3计划进入实施阶段。
“开放获取”最初是为了应对学术期刊大幅涨价，但它关涉的又不仅仅是科技文献的订购经费问题，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大众福利——既然多数国家的科技研究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那么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理应有方便、及时获得公共资助研究所产生的科研成果的权利。
两周前，中科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发布上线。这是我国第一个开放获取期刊集成平台，目前收录103种期刊，约43.5万篇文章数据资源。
尽管“开放获取”的起因，是为了应对学术期刊大幅涨价。但在张晓林看来，“开放获取”背后的深意在于，它关乎公共利益。
“除了专业科技工作者外，普通大众同样是科学知识的受益者！”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家组组长、中科院原副院长胡启恒院士举例说，几年前我国购买某个国外著名期刊网络版使用权，面向全体国民开放。于是，西北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中学生，可在课程学习中通过该科学期刊主页，了解生命起源的种种新理论；一位中国东北的农民，在他刚上大学的孙子的帮助下，知道了水稻基因是怎么回事，并开始研究种植水稻带来多大收成……“遗憾的是，由于价格暴涨，我们无力再购买期刊网络版。”
张晓林亦强调，如果仅仅把“开放获取”看成是科技界“小圈子”里的游戏，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多数国家，科技研究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而公众能否方便及时获得公共资助研究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在订阅期刊的“统治”下，除少数机构外，大部分社会成员实际上被剥夺了对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权。
国外大型出版商在英国高校内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家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论文的比例，可达到93%至99%。而对论文需求更迫切的，恰恰不是在大学内部。比如，作为创新体系的主体，企业尤其是诸多创业板公司，尚不可能获得大学所能获取的资源。可见，科技资源体系保障不足，对创新是个巨大的阻碍。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优秀研究成果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上发表，不仅使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社向产出国索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工具，国家自主知识资产保存也难以实现。所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公共可获得性，对科学家、科研机构、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张晓林道。
为期3天的大会很快落幕。从喧嚣与热闹中冷静下来，张晓林仍不自觉地感到一阵孤独：发达国家倡导“开放获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教务长等群体代表，而在国内，比较积极的人士大多来自图书馆系统，很少看到有科学家、院士们努力参与其中。“就这一点来说，它恰恰反映了国内科学界在观念上的惰性，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家们公共意识的缺失——未明了自身所从事科研活动的终极意义。”
【相关链接】期刊涨价学术机构恐“断粮”
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连年走高，部分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我国的一些学术科研“重镇”，也正在面临“断粮”之危。
去年一年，中国高校仅在爱思唯尔一家出版商购买的数据库，花费就已经达到2600多万美元。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采购爱思唯尔资源的总体价格，在过去3年已经增长了48%，按出版商的涨价需求，未来3年还要再涨价48%。
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介绍，2008年北大采购爱思唯尔科技期刊数据库的花费是54万多美元，2009年涨到57万多美元，2010年达到61万多美元。
据悉，目前全国共有197家大学、机构购买爱思唯尔的期刊数据库，但都面临着9%-22%不同程度的涨价，平均涨价幅度达到18%。
“开放获取”，正在进行中
截止今年9月，全世界已有46个科研资助机构实施了要求所资助项目学术论文实行开放存储的政策；有96家科教机构提出了开放存储政策，要求成员在机构知识库中开放存储学术成果。
全世界的开放出版期刊正在快速增长，全球已有5300多种同行评议的开放出版期刊，其质量不断提高，一些开放出版期刊已取得较高影响力，开放存储机构知识库迄今已经超过1500个。
目前，欧洲研究理事会和欧盟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联会已共同提出，政府机构和公共科研资助机构应实施公共资金研究成果开放获取和公共保存政策，并将此纳入社会监督。
美国物理学会（APS）在把科技资源免费开通至400个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上，还计划于不远的将来，将其免费开通至普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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