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条通往科学殿堂的新路

    30年前，作为改革开放后生命科学领域最早的公派留学项目，CUSBEA开始设立，并培养了一大批国际一流的生物学家，虽然只持续了8年，但影响深远—— 那一条通往科学殿堂的新路

　　今年，CUSBEA项目迎来30周年纪念日。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又名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生命科学领域最早的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由华裔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发起创办。从1981年启动，1982年赴美留学，CUSBEA项目共招收了422位中国学生攻读生物学科研究生课程。虽说只持续了8年，但CUSBEA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却延续至今。当初的这422人中，如今有相当一部分都已是国际一流的生物学家，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袁钧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斯坦佛大学教授骆利群……他们活跃在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前沿。

　　CUSBEA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不久前刚刚离世的北大教授顾孝诚曾不止一次表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CUSBEA项目，或者项目推迟10年，在人才方面，我们会蒙受多么大的缺憾。”

　　作为CUSBEA项目的薪火传承，为纪念吴瑞教授而设立的吴瑞奖学金今年已悄然颁到了第四届。吴瑞奖学金被誉为华人生物学在读博士的最高奖项，由吴瑞基金会每年审核颁发，其奖金多来自CUSBEA项目受益人的捐赠，颁发的对象则是由评审委员会评出的在华人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博士生。除了3000美元奖金之外，获奖者还能通过彼此交流融入CUSBEA的大家庭，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打开一扇更大的门。

　　11月初，借着吴瑞奖学金在浙江大学举行颁奖典礼之机，记者见到了CUSBEA大家庭的一些成员，他们当中，有当年通过CUSBEA项目“走出去”后成名的顶尖教授，也有刚刚拿到吴瑞奖学金的“科学新苗”，虽然在学术领域造诣不一，但对于CUSBEA，他们的感激之情出奇地一致。

“前无古人”的大胆方案

　　学生由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农业部的各自所属单位在当年录取的研究生中择优推荐，参加由美国专家命题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考试，中方专家负责阅卷排名，美国专家面试，最后由参加CUSBEA项目的美国大学分别录取。

　　说起CUSBEA，首先要提的是吴瑞教授。

　　1928年出生的吴瑞，成长于一个“现代科学之家”，父亲吴宪早年考取庚子赔款赴美留学项目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和主任，是我国近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母亲严彩韵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营养学硕士学位，是我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女学者。

　　1949年1月，吴瑞随家人来到美国。随后的几年里，吴瑞相继取得了亚拉巴马大学化学学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72年，吴瑞成为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从学术上说，他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在基因工程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吴瑞发明的DNA测序方法，经其他科学家发展和改进，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大规模DNA测序手段；他发明的联接子（linker）和衔接子（Adaptor）至今仍然是DNA克隆基本工具，他主编的《重组DNA》曾风靡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界……

　　身处大洋彼岸的吴瑞却不仅仅满足于此。

　　1980年，吴瑞带着家人首次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一番考察后他意识到，食品短缺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未来面临的严重问题。于是，吴瑞开始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到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上。与此同时，吴瑞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很多亲朋好友的孩子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他们想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却苦于没有门道。

　　原来，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但当时国内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多数被切断，国内外大学之间也缺乏彼此了解，美国大学和研究院录取外国学生所必需的TOEFL和GRE考试又尚未在中国开办。这种情况下，美国大学的招生委员会没有可靠的方法来评估中国学生的质量，所以绝大多数美国大学都不愿意接收中国学生。在那个时候，中国学生要想出国留学，是桩难事。看到此情此景，在美国一路读到博士的吴瑞决定想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瑞得知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教授在1979年启动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便向李政道咨询。在李政道的热心牵线下，1981年3月，吴瑞致信中国教育部，提出设立CUSBEA项目、选拔优秀的中国本科毕业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技人才。”与此同时，吴瑞积极联络了50多所美国大学，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CUSBEA项目，其中有40多所大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其实当时教育部已经有了选拔出国留学人员的学生考试方案，但在吴瑞看来，那套用中文命题和作答的“纯笔试”并不适合CUSBEA的选拔。对美国大学较为熟悉的吴瑞大胆向教育部领导建议，由美国的大学用英文命题，学生用英文答卷，同时每年邀请两名美国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对通过笔试的学生进行面试。

　　吴瑞教授这套“前无古人”的大胆方案在经过与教育部领导的几番书信交涉后最终得到认可。同年7月，CUSBEA正式成为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由教育部主持、北京大学时任校长张龙翔和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顾孝诚任中方协调人。学生由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农业部的各自所属单位在当年录取的研究生中择优推荐，参加由美国专家命题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考试，中方专家负责阅卷排名，美国专家面试，最后由参加CUSBEA项目的美国大学分别录取，被录取学生在出国前要到中山大学接受几个月至一年不等的英语培训。

坐在门口看完原版《生物化学》

　　为了通过CUSBEA的考试，孙晓红坐在北京医学院图书馆的资料室门口，把一本《生物化学》（Biochemistry）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她成为了CUSBEA项目启动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孙晓红是CUSBEA项目启动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如今，她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医学研究基金会生物医学研究所讲席研究员，同时也是吴瑞基金会的负责人。距离当年的“往事”已经过去30多年，但孙晓红对CUSBEA的记忆却依旧如同昨日一般。

　　1977年，孙晓红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化学系当技术员，业余时间，她会悄悄跑到77级的班上，旁听他们的课程。到了1981年，机会降临，孙晓红被允许和77级学生一起参加当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一次，她抓住了机会，以高分被北京医学院顺利录取。

　　2个月后，孙晓红被学校推选去参加CUSBEA考试。“考试有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两方面内容，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生物化学‘偷学’得还不错，但对于分子生物学却是一窍不通。”孙晓红说。

　　怎么办？孙晓红想到了图书馆。

　　当时北京医学院图书馆的资料室里，只有一本美国教授Stryer写的《生物化学》（Biochemistry）。孙晓红没法进资料室，更不能把书外借到馆外，那段时间，她只能坐在资料室门口把书翻了一遍又一遍：“我就记得这本书的借书卡上轮流写满了我和吴虹（第三届CUSBEA学生，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的名字。”

　　终于到了考试那天，孙晓红记得很清楚，这是她第一次用英文答题。

　　笔试之后的面试，让此前从未和外国人说过话的孙晓红更紧张。当时来面试的是哈佛大学的Karnovsky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Moffat教授，孙晓红说：“我记得Karnovsky教授讲话很慢很清楚，我都听明白了，Moffat教授好像是想考验我，语速一直很快。”除了专业内容，两位教授还问了孙晓红很多生活上的细节。

　　教授们给孙晓红推荐了包括哈佛、康奈尔在内的4所大学去申请。孙晓红最终选择了康奈尔并如愿以偿：“吴瑞教授就在康奈尔，虽然我还不认识他，但我知道如果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帮我的。”

　　孙晓红在吴瑞实验室度过了她的第一个实验室轮转期，并选择了吴瑞教授作为她的博士论文导师。让孙晓红惊讶的是，实验室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课题。同时，几乎每个节日孙晓红都是和大家一起在吴瑞的家中度过的。满桌可口的饭菜让她体会到了“科学大家庭”的温暖，孙晓红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也保留了这个传统。

　　更让孙晓红感动的是，在她博士毕业后准备选择博士后导师的时候，吴瑞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白头研究所（Whitehead）所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Baltimore），让孙晓红去他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也正是在白头研究所的4年，奠定了孙晓红后来的科研生涯：“如果吴教授没帮我走这个‘后门’，即便能进，按照正常情况光‘排队’也得一年半。”

农民的儿子成为科学家

　　因为吴瑞、张龙翔、顾孝诚这些教授热情、无私的帮助，CUSEBA项目越来越成功，许多学子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毋庸置疑，CUSBEA项目为中国学子开启了一条通往科学殿堂的新通道。

　　上世纪80年代，每所美国大学的报名费大约为50美元。按照当时中国学生每人平均申请三到四所大学来算，这笔费用无异于“天文数字”。吴瑞教授为此致信美国的各所大学，建议他们免去中国学生的报名费。学生被录取后，他又建议学校免去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多数大学同意了吴瑞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按照CUSBEA方法遴选出的学生质量应该很不错。

　　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当初那些美国的大学和教授们为什么愿意接纳和帮助中国学生呢？CUSBEA第二届“毕业生”管坤良认为，科学不分国界，而且美国本是移民国家，他们的大学教授好奇心很强：“很多教授本身也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从科研的角度说，美国教授更关注学生能否做好实验，发表好文章，我们这些最先过去的学生表现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这扇门就越开越大了。”

　　1981年，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的美国大学有40多所，到1988年CUSBEA最后一次招生时，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0多家。为了取得学校的反馈，吴瑞教授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表格，3次致信所有招收CUSBEA学生的大学联络人。结果显示，大多数学校都很满意。1992年的最后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与100多个院系生物专业的其他学生相比，80%的CUSBEA学生表现突出，高于平均水平。

　　管坤良现在的头衔很多——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药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共同院长、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基因组研究所和分子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兼职杰出PI，还参与了吴瑞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

　　在这些年的科研过程中，管坤良多次拿到让美国同行都“眼馋”的权威奖项，包括由麦克阿瑟基金颁发的“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青年科学家奖”等等。

　　1982年，身为浙江桐乡人的管坤良从杭州大学生物系毕业，考取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并在两个月后通过了CUSBEA的考核，被美国普渡大学录取。如今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允许，管坤良常会和学生们讲讲自己当年的那段故事——怎么通过CUSBEA，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生命科学家的。

　　和孙晓红一样，管坤良在准备CUSBEA考试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分子生物学，家乡的图书馆里，相关书籍少得可怜：“有钱的同学都跑到上海复习了，我却连杭州到上海5块钱的火车票也买不起。后来考试一共有120人，我一点都没把握，心里想着不要垫底就可以了。”

　　几个月后，管坤良收到了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以及爱荷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一点都不了解这些学校，看到普渡大学给的奖学金比较多，就决定去那里。”

　　管坤良告诉记者，有时一位学生会被两所以上大学录取，但也有学生未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的情况出现。为了保证每位学生都能被录取，CUSBEA招考委员会会对这种情况作适当调整，甚至启动第二轮申请和录取：“作为中方‘联络官’的顾孝诚教授为了我们这些学生操尽了心。当时北大没有传真机，每一次和国外联系，顾教授都要骑车到复兴路的电报大楼收发传真。现在的孩子申请大学都会自己下载表格，那时可没有表格下载，很多人拿到表也不会填，顾教授会趁着英语培训的空档飞到广州手把手教我们。如果没有吴瑞、张龙翔、顾孝诚这些教授的无私、热心帮助，CUSBEA项目不会开展得这么成功，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恐怕也将截然不同。”

CUSBEA大家庭成员默默赞助吴瑞奖学金—— 发掘更多有潜力的“领头羊”

　　听到邮件提醒时，王传超正躺在云南大理凤仪镇芝华村一位朋友家的沙发上昏昏欲睡。在这之前，他赶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大理取回族种族样本。点开邮件，王传超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邮件来自吴瑞基金会的负责人孙晓红：“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因为你在生命科学方面的杰出表现，你已获得2012年度的吴瑞奖学金。”

通过冷僻学科实现价值

　　王传超，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2010级硕博连读生，研究方向是分子人类学。所谓分子人类学，主要是通过研究人类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等遗传信息来解决与人类历史、社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人类起源、人群关系、发展历史、群体结构以及迁徙方式等。

　　在拿到吴瑞奖学金之前，王传超在圈中已是“小有名气”。今年2月10日，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以王传超为第一作者的一篇论文，内容是反驳“世界语言的非洲起源说”。他所在的课题组收集了全世界95个语系的579种语言资料，详细分析了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发现非洲的语言并不是语音最复杂的：“如果全世界语言有一个扩散中心，那它不应该在非洲，而最有可能在亚洲，精确地说应该是在里海南岸。”

　　炎黄二帝的传说是否有历史依据？曹操是从乞丐手里抱养来的还是从夏侯家过继来的？对于好奇心强烈的王传超来说，这些打着问号的“历史遗留”，都是巨大的“诱惑”：“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你知道多少？不知道，就可以想办法通过分子人类学，用理科的方法解决。”冲着这一个个“诱惑”，王传超用双脚丈量着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年一个暑假，他走了两万多公里，带回了2000多份不同种族的唾液样本进行进一步研究。

　　“海洋生物学已呈蓬勃发展之势，而相对冷僻的人类生物学或更可实现我的价值，多学科交叉毫不枯燥且更能激发我的灵感。”王传超在吴瑞奖学金申请材料里这样写道。

　　今年的吴瑞奖学金面试在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研究所进行，面对台上孙晓红等“考官”，平日里没少见人的王传超坦言有点忐忑：“去见‘偶像’，紧张也是难免的。”20分钟的面试后，从空调房出来的王传超已是大汗淋漓：“和国内教授不同，‘偶像’们的问题都很直接，基本等于是在‘找茬’。我想应该是想看我们的应变能力吧。”

　　身为评委会一员，尽管在面试过程中尽力“找茬”，但作为考官的密歇根大学教授管俊林对王传超这样的“明日之星”其实很看重：“他本科学的是环境生态，一直到2009年才开始研究分子人类学，短短三四年能有这样的成绩不容易。我们评选吴瑞奖学金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博士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未来生命科学领域某一方面的‘带头人’。”

希望门槛宽些再宽些

　　相比一些传统评奖，吴瑞奖学金对申请人的门槛设定并不“高”：“我们只要三样东西：申请人研究领域的专家推荐信、申请人经历和研究成果自述以及对未来的想法。当然，前提是要博士在读。”

　　管俊林也是第一届CUSBEA的学生。来到康奈尔大学做教授后，他曾和吴瑞教授共事过一段时间，也目睹了CUSBEA大家庭的日益壮大：“赴美之后，在同一所大学甚至同一地区的CUSBEA学生经常会聚到一起讨论生活和学习问题。1987年到1993年，CUSBEA学生先后在美国举办了三届‘旅美中国学生生命科学研讨会’。从1993年开始，我们每年夏天都回到国内举行‘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生命科学暨生物技术讨论会’。1998年，100多位CUSBEA学生及其他学者（包括饶毅和马红，现任北大和复旦生命科学院院长）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吴瑞学会’，该协会后来改称‘华人生物学家协会’。”

　　2008年，吴瑞基金会成立，所颁发的吴瑞奖学金到今年已是第四届，奖金从最初的1000美元提高到了现在3000美元，人数也“破天荒”地达到了17人。除了这笔不算太丰厚的奖金，多数申请人更看重的，是在背后默默赞助着的CUSBEA大家庭成员。孙晓红告诉记者，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学生们会获得很多意料之外的帮助，一如当年的吴瑞教授对CUSBEA学员们的关怀：“比如有的人博士毕业后想来美国继续深造，我们就会利用我们人脉网络帮助他们联系相关学校。”

　　作为吴瑞基金会的负责人，孙晓红很希望能在各方的帮助下将“吴瑞奖学金”的规模扩大：“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在读博士这个范围还是有点小，将来我们还会建立更多的教育性的活动，那样受益的学生会更多，对于中国科技水平的推动也会更明显。”

　　在她看来，CUSBEA的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对推动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和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不应逐渐淡化，而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水平和‘世界领先’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基金会的努力，发掘出更多有潜力的中国学生，帮助他们早日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头羊’，这是对吴瑞教授精神最好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