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先生与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

从“遗传学纵横谈”到基因组学

        

        第一次见到谈家桢先生，是1985年在巴黎。当年，谈先生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卓越领导人和中科院学部委员，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当时的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作了一次环球旅行，途经巴黎。而我则是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附属圣·路易医院血液学中心实验室做外籍住院医生的“小字辈”。记得是由葛锡锐先生和陈凯先先生（复旦大学毕业生，当时分别由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上海生物所送往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和玛利·居里研究所进修之资深研究人员）在我国驻法使馆教育处组织了一次小型演讲会。谈先生虽已届77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气度非凡，思维之敏捷如年轻人。他作了“遗传学纵横谈”的长篇讲演，不用任何稿件，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从孟德尔到摩尔根，从双螺旋到基因工程，既谈正面的进展，也谈反面教训（如李森科等）；既谈科学，也谈政策（如毛泽东主席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代背景）；既谈历史，更说明天，希望旅法生命科学学者们奋发有为，为中国的遗传学和生命科学作贡献。虽然这是21年前的事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如昨天的一幕。可以肯定，我本人学术生涯后来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次讲演的影响。

        

        1993年春节期间，我第二次有幸见到谈先生，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谈先生的高足之一，时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的陈仁彪先生，将我和夫人陈赛娟引荐给了谈先生。见面是在谈先生于陕西南路的寓所，那是一座在弄堂深处的老式花园洋房，弄堂口有一“四季花店”。谈先生在二楼书房与师母邱大夫一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随着仁彪先生的介绍，我的思绪不禁很快回到了1992年10月在法国南部蓝色海岸的著名旅游胜地——尼斯城的一次重要会议。

        

        1992年6-12月，我与夫人陈赛娟在巴黎圣·路易医院从事白血病发病原理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期间经常有机会去自己在法1985~1989年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联合培养单位，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让·道塞创建的免疫遗传学实验室。该实验室在1989年初发展成了分子遗传研究所，在法国政府、道塞教授创建的人类多态性研究中心（CEPH）及法国抗肌病研究协会（AFM）的支持下，于90年代初开始了人类基因组的作图工作。那里有我的好友De－nis  Lepaslier等，当时正进行着酵母人工染色体（YAC）文库构建的工作，获得了很大进展。

        

        我当时一直在试图与该实验室进行有关基因组研究的合作，但实验室负责人、道塞的大弟子之一的丹尼尔·科恩是位没有空的大忙人。后来，我父母亲有机会访法，作为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糖尿病专家，科恩给予了接待，使我和赛娟一起参与了这次会议，最终促成了科恩同意将CEPH的YAC文库与中国共享。然后，10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陈仁彪教授的一封信，让我紧急赶往尼斯，出席于10月14-17日在当地举行的人类基因作图（Human  Gene  Mapping’92）大会。还有一封给大会组委会的介绍信，称我为中国人类遗传学界的代表，到大会了解情况。于是我被热情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当成是中国来的correspon－dent，不仅免除注册费，且免费住入了旅馆。四天的大会，对我来说是一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大餐，科恩在此次大会上宣布了全基因组YAC作图的成果，引起了参会代表的轰动，同时他还宣布，将该文库分别赠送美、日、中三国。我尽可能地对会议内容作了记录，写成了总结。当年的11月份，我即回国向上海遗传学会刘祖洞先生、陈仁彪先生、洪国藩先生等仔细汇报了会议情况。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切的过程，都是陈仁彪先生根据谈先生等的意见给安排的。12月初，我又回巴黎，经过一个月的拼搏，将YAC库拷贝了一份，于1993年1月带回国内。所以第二次见谈先生时，受到谈先生夸奖“陈竺为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立了一功”时，心中十分激动。

        

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艰难起步

        

        1993年4月，春寒料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NSFC）在无锡召开了一次有关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战略研讨会，NNSFC生命科学部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时任生命科学部主任的吴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肿瘤细胞遗传学家。在人类遗传学领域，素有“南谈北吴”之说法。此前，我就听说吴旻先生在一系列国内外大会上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HGP）若无中国参加，将是不完整的观点，又在NNSFC力排众议，为中华民族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争取了一席之地。与会者们都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作了发言，阐述了对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一系列战略构想。讨论了如何以我国人群多样性研究、疾病相关位点研究以及技术发展等作为切入点，启动一个重大项目。会议结束时，吴先生作了总结，强调既要融入世界大潮，又要坚持自身特色；NNS－FC项目钱虽少，但要发挥触酶作用等重要观点。他还提出：HGP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由中青年担纲更为合适，可以说，这次会议基本奠定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初期发展的轮廓。后来听仁彪先生说，谈先生对此次会议结果是很满意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遗传学界南北大联合的一个良好开端。

        

        一个月后，春风和煦。法国科恩教授夫妇访华。第一站是上海。在上海市科学会堂作了有关国际HGP进展的综述报告，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谈先生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著名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谢丽娟女士在瑞金宾馆设宴款待。谈先生的英语之高雅流畅，对HGP精神阐述的站位之高，令科恩赞叹不已，更加坚定了他对中法合作的信心。当即向谢副市长和谈先生表示，将尽其所能，为中国的HGP提供帮助。科恩未食言，此次访华后即与我们共同向欧共体申请到了一笔23万欧元的经费，将大头给了中方，支持了包括顾建人、罗会元、陈仁彪及本人所在若干研究组的工作。

        

        第二站在北京。科恩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才能，给领导们做了很多宣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人民健康的长远利益出发，为提高疾病预测、预防能力的水平对HGP给予支持。

        

        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是西安。科恩在兵马俑前长久伫立，对我说他完全赞成法国总统希拉克“人类第八奇迹”的评价。

        

        科恩的那次访问，实际上是得到谈先生支持的我国学术界在基因组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一年的运筹、准备，1994年4月份，NNSFC在上海召开了对“中华民族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项目论证会。在汲取了参与项目的16家单位负责人集体智慧的基础上，由我执笔起草了项目申报书，强伯勤先生和我代表项目组作了总体汇报。专家评审组组长由施履吉先生担任。施先生的大名我们都如雷贯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是谈先生的“四大弟子”之一。使我感觉特别的是，施先生虽已高龄，但提到谈先生时却以师长称呼。他的讲话妙趣横生，针对我们项目的投资（300万人民币）与美国国会通过的巨额资助（30亿美元）的差距，他借用了“标新立异”、“投机取巧”两句成语，说明必须另辟捷径，做出特色，并提出将项目名称改为“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的建议，认为这样可能有利于将以遗传多样性为主的工作与基因组结构功能研究技术体系的建立以及疾病相关基因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体现时代特征及项目子课题的内在联系，为大家拍手通过。会后，谈先生设宴招待全体专家和课题组长，标志着中国HGP的起步。

        

遗传学界的大联合与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起飞

        

        1998年，经过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NNSFC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进行了总结验收。这时，中国基因组研究的初期目标顺利实现，在cDNA克隆、数据库建立、肿瘤和白血病的基因克隆、遗传病致病位点的定位方面产生了第一批成果。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课题组有关中华民族不同群体“源流关系”的一篇文章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同期PNAS作了述评。二周后，《自然（Nature）》发表了长达2页多的述评，并将论文的重要内容以图表方式予以转述。这篇由诸嘉佑、金力、黄薇、杜若甫、徐玖瑾等共同负责完成的工作，赫然有“南谈北吴”的共同署名，使我们倍感欣慰。强伯勤先生和我则作为协调人在“致谢”处被标出，但我们的心情也许比作者们还高兴，因为在谈先生、吴先生的大旗下，为了中国HGP的共同目标，遗传学界终于实现了大联合。

        

        初战告捷，谈先生和其他前辈专家们已在谋划我国HGP的更大发展。1997年7月，谈先生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保护中国人类基因资源，组织攻关，加大投入，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该计划对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医药、农业等领域创新的重大意义，信中也对扶持民族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做了重要建议。江总书记对这封信给予了高度重视，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李岚清副总理亲自协调科技部、卫生部组织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批示。同年9月，科技部在沪召开了有谈家桢、吴旻、强伯勤、李载平等前辈及我本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谈先生提出了将基因组研究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在上海和北京各建立一个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中心、集中资源争取进入国际HGP主流、注意发挥特色从而带动我国生物医学研究和产业技术升级等重要设想。此后,863计划明显加强。在那段时间，通过广泛征求专家意见，提出了中国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做出两个“百分之一”贡献的目标：①在当时预测的人类基因数为5万-10万个的前提下，提出克隆500-1000个人类新基因的全长cDNA；②建立大规模DNA测序技术体系，在重要疾病位点上测定总共为三千万碱基对（30Mb，约为人基因组单倍型3，000Mb的1%）的基因组DNA序列；③争取生物信息学体系的突破，以应对我国日益增长的需求；④继续加强对疾病相关基因和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我曾就这些意见向谈先生作过报告，得到他的赞许和支持。因此，谈先生在我国HGP的第二阶段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聚焦张江，成立国内第一个国家级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在当时情况下，建立国家级基因组中心面临着诸多挑战，863领域办公室领导要求我们加强与地方合作，争取地方资源；同时注意打破条块分割，实行资源整合。我受命主要负责上海中心的组建。当时的上海市科委主任华裕达同志对此高度重视，形成了科技部与上海市部市共建的局面。召集会议，达成了共识。但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如何选址，因为上海的主要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都希望将中心建在自己的园区。在1997年岁尾和1998年初时，选址成了国内第一个基因组中心必须突破的瓶颈。

        

        谈先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并站在上海和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运筹。1998年春节，我给谈先生拜年，并且向他汇报工作，希望他指点迷津。谈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建议你去浦东看看。”这是谈先生不久前视察刚开始建设的上海张江园区，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一个指导性意见，但他却如此礼贤下士，以一种商量、建议的口气向我提出，令我十分感动。说实话，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深邃含义，只是就事论事地从技术角度考虑，认为也许可以因此而避免各单位在选址问题上的分歧。然而，当我随后与筹备组同志们赴张江调研，听取了浦东新区领导和张江开发区同志们对未来张江发展使命的介绍后，心中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要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上，构建起其知识源头之一——基因组的科学和技术体系吗？这真是一个大手笔。1998年4月，由华裕达主任拍板，在上海瑞金医院挂牌先成立“上海市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成立筹备班子，并以实际行动对“聚焦张江”的上海发展战略作出了先导和示范。

        

        经过半年多的团结奋斗，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暨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等六家学术单位发起，得到科技部、上海市、浦东和张江园区支持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开张仪式，于1998年10月18日在上海张江的孵化器园区正式举行。国家科技部惠永正副部长和谈先生为中心揭牌，宣告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组研究中心正式投入运行。此后，由强伯勤先生领导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和由杨焕明、于军等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前身即中科院遗传所生物信息中心亦宣告成立，与当时由洪国藩院士领衔的国家上海基因研究中心（主要从事水稻基因组测序等研究），共同构成了我国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基因分型和生物信息学的公共平台。

        

谈先生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我记得1998年一位国际友人来找我进行过一次采访，要我谈谈对谈先生的评价。我当时斗胆发表了以下的一番话：

        

        “在我看来，谈家桢先生是中国遗传学界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即使是在50年代李森科影响居于统治地位之时和六七十年代“文革”的困难岁月，他从来就不屈服于任何非学术压力对遗传学的干扰，坚持着中国遗传学的正确方向。今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为青年学者提供的学术环境日益改善之时，我们更加感激和怀念谈先生等学术奠基人的丰功伟绩。谈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简介】

        

        陈竺    现为中国卫生部部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