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生活》杂志2011年6月刊（总第316期）文/江永红
黄翠芬院士是我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分子
遗传学家，但凡是喊她“院士”的必是外头人，在她的研究室里，老的小的，都喊她“老太太”，还有一个昵称：“蜜蜂妈妈”。
“蜜蜂妈妈”与党同龄。90年的风雨人生，她有太多的传奇。比如，她与丈夫周廷冲都是院士，夫妻院士，军中唯一；再如，作为主要完成人先后两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罕见。总之，她是一本厚书，页页都藏珠玑。
1959：第一枚军功章
眼泪是情感的标志物，有时苦，有时“甜”。
国庆10周年大阅兵，黄翠芬流的是“甜”泪。这一年，是她回国第9年，参军第5年。她是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天安门观礼的。
1954年，她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气性坏疽是由伤口感染了破伤风菌、脓毒菌、水肿菌、产气荚膜菌引起的，前三种国内已有可作免疫预防用的类毒素，而产气荚膜菌的免疫难题尚未攻克。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搞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荣立三等功。
大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如今早已进了博物馆，却给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现代兵器的能力。此前，她只见过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枪炮和屠刀。1940年她被广州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因广州被日军占领，学校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上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
在躲过日军的上十次搜查，几经辗转之后，她终于跋涉至粤北坪石，借读于避难于此的中山大学理学院。大学毕业后，她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
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通过未婚夫周廷冲她结识了他们的人生领路人——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从此，他们的人生就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他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可计苏华却劝他们出国留学。原来他秘密请示了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高瞻远瞩，已经在考虑为建设新中国准备人才了。这件事给她以终身教益，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朝前看，不能只盯着脚下。于是，他们先后获得英、美奖学金，在海外分获博士、硕士学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声音传到了美国，黄翠芬夫妇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乘船回国（当时无空中航班），然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高级知识分子回到中国。移民局百般刁难，不给签证。他们不得已选择了“偷渡”。在海上漂泊了56天，终至天津大沽口外。
此前，他们的人生领路人计苏华已获知鸿雁归来的消息，一趟一趟地前往大沽口等候，终于在次年4月底将他们盼到。因当时货轮不能靠岸，上下船只能用小艇接驳，计苏华冒着狂风在天黑前赶到船上，他们相拥而泣，彻夜长谈。祖国啊！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可以为你服务了！
黄翠芬起初被安排在山东医学院（山大前身）任教，后被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于上海，1958年迁北京）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免疫室，从此与军事医学结下不解之缘。
1984：模范科技工作者
时隔25年后，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又登上了观礼台。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
如果说1959年大阅兵时，她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科技新兵，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了。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后来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
这面医学防护盾牌，是在远离首都的一条山沟沟里完成的。生活条件差，比生活条件更差的是她所处的精神环境：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
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而从她的身上懂得了什么叫赤心报国，什么叫矢志不渝。
“同志们好！”天安门广场，军委邓小平主席站在敞篷车上检阅部队。黄翠芬看到邓小平从观礼台前经过，是那样的从容自信，那样的坚定不移，她流泪了，和这位伟人“三起三落”的经历相比，我受的那点委屈算什么？儿女们曾经问她：“那时您后悔过吗？”回答是四个字：“无怨无悔。”她的同事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回答是两个字：“信心。”
是的。“文革”让她失去了很多，但她从未失去过信心。有两件事至今仍让同事们佩服不已，津津乐道。
第一件事，考虑到当时的研究人员大多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而俄语的文献较少，她便在山沟沟里顶风办起了夜间英语学习班。真是，人家正抓你“海外关系复杂”的辫子呢！再说，当时“学习无用论”甚嚣尘上，学了英语又有什么用？她一个人一个人的动员，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国家总是要发展科技的，而科技文献毕竟大多是用英文写成的。”没课本，她用她那台老式的英文打字机亲自打印教材，油印后发给大家，亲自从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单词教起。中途有人打退堂鼓了，因为白天经常要参加重体力劳动，累得骨头都快散架，晚上就懒得来上课了。发现谁缺课了，她总是三番五次地去说服，直到他重新回到课堂为止。老实说，许多人是被她感动了才回来的，因为年过半百的她和大家一样参加劳动，就连打扫厕所也不例外，她比年轻人更累，不来上课实在对不起她。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6年，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一天，她把一份讲基因重组的英文文献交给时任科技处参谋的陈添弥，说让大家都看一看。看了干啥？她要搞基因工程讲座。虽然早在1953年西方就发现了基因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２０多年后，欧美的生物和医学界已经确认ＤＮＡ是遗传的基础，而ＤＮＡ是可以分解和重组的，但在我国，这些却曾经是被批判的东西。你黄翠芬搞基因工程讲座，啥意思嘛？就一个意思：生物工程是发展方向，不学习就会落后。她通俗地解释生物工程，比如疫苗，过去是用细菌灭活的方法，灭掉毒性，保留抗体，这是被动抵抗死的疫苗，作用有限；而运用基因克隆技术制造的疫苗，是主动进攻的活疫苗。她只是阐述她的观点，从不和人争辩。有人跟着她学开了，有人疑疑惑惑，有人还是一个劲地反对。1977年，时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到黄翠芬所在的山沟里视察。在钱学森的大力支持下，生物工程在军事医学领域才拥有了它独特的地位。
1979年，当春风吹拂，国门打开时，许多人要走留学之路，却被不懂英语这道门槛挡住，而那些当年跟着黄翠芬在山沟里学英语的人，不仅能顺利出国，有的已学成归来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百花开时争春迟。黄翠芬把他们从山沟里送出去，在北京迎接他们回来。就靠这些人，1979年底在北京筹建起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迈开了在生物工程领域攻坚的步伐。
1999：两个“国一”，三个“军一”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又被称为世纪大阅兵。这一次走上观礼台，78岁的黄翠芬献给祖国的礼物是沉甸甸的：2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科技进步从“春耕”到“秋收”，少说也得十几年，要靠一个团队、几个团队共同努力，而不能指望一个“武林高手”的单打独斗。
蜜是蜜蜂酿成的，而花是开在大地上的，而且，一罐蜜靠一只蜜蜂也酿不出来。这句话“老太太”嘴上没说，行动说了。
黄翠芬的团队获奖丰硕，所获奖项不论她署名与否，大家都习惯把她的功劳摆在前面。要不是“老太太”眼光敏锐，确定方向和选题，哪有今天啊？这话“老太太”不爱听。“主要工作是你们做的，不应该扯到我的身上。”
乙肝诊断试剂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报奖时有人提出她应署名，因为她是决策者，在关键阶段又是她指挥所有人员暂停手头工作，集中火力攻关。黄翠芬说：关键技术的突破是马贤凯研究小组做的，他署名第一当之无愧。那把您署在后面该可以吧？“不行！如果谁做了有点参与选题和组织工作就署名，那不合适。”马贤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黄翠芬——我人生的楷模》。
《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黄翠芬是第一完成人。作为课题的负责人，从选题、申请基金、用兵布阵到科研实验直至疫苗的
临床试验，她全程参与，亲历亲为。署名第一，本是理所当然，但外人有所不知，她这个“第一”竟是不得已而为之。
起初报奖时，她力排众议，把几个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研究小组组长排在前面，陈添弥教授放在第一，黄培堂教授排在第二，而她这个带头人排在后面。不料有个早已调离的人闹得沸沸扬扬，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第一完成人。陈添弥与其他几个研究组长一起找到“老太太”：“您不能再谦让下去了。您排第一，他才不敢再说二话。”这样，黄翠芬才十分勉强地“屈服”了。她署了第一，却很伤心。
当初选择这个项目，且不说不是为了得奖，甚至也不是为了幼畜，而是为了人，为了部队的官兵。从南方战场的卫勤总结中，黄翠芬看到前线部队在野外腹泻发病率较高，造成非战斗减员。作为军事医学工作者，她感到内疚，部队的需要，就是科研的课题，她决心把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搞出来。但是，基因工程疫苗潜藏着一个生物风险，一下子到人类不稳妥，于是选择了先做幼畜疫苗，以找出排除那个潜藏风险的办法，积累经验后再过渡到人类。现在才完成了第一步，有人就开始争排名了，忘了科学的初衷。
“老太太”反复提醒大家：军事医学工作者要时刻想到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一句大白话，朴实得不能再朴实，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那么，黄翠芬要把基因工程疫苗过渡到人类的计划实现了吗？实现了。几种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在她的同事和学生手里陆续面世，不仅为部队设了一道卫生屏障，而且成为国家抵御恶性肠道传染病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手段。
2009：一个“后基因组时代”的团队
2009年国庆，新中国跨入新世纪后的第一次大阅兵。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这一年，她88岁了，暮年的她又一次止不住泪水涟涟。从第一次到这一次，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的强国之路。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应该也包括黄翠芬的一份。
从1999到2009，她荣获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九五”全军重大成果奖、被国务院评为“侨界十杰”，被总后评为“一代名师”，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位先进模范人物”，等等。
她非常珍惜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却不知道把获奖证书、奖杯放到哪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在筹备为她庆祝90寿辰和从事科研工作60周年时，决定出一本纪念册。有关科研的情况，13项主要成果，
论文发在哪儿，资料放在哪里，她记得清清楚楚，一找一个准；可问她获奖证书放在哪里，她一脸茫然，完全没记忆。最后只好根据档案记载，列出了她18个二等功和二等奖以上的奖项。
有句网络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如果“神马”指名利，“老太太”会赞成，但她还是欣赏那句老话：“视名利如粪土，看事业重于山。”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了，她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没日没夜地做实验、写论文了，但她觉得，自己的事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怎么讲？她这次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正如日中天，其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有院士候选人。
每到春节前，黄翠芬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做出丰盛的粤菜和西式菜肴，葡萄酒、饮料摆在桌子上，二三十人，济济一堂，各人自助，边吃边聊，无所不谈，无所顾忌。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沉浸在浓浓的家庭气氛中，叫人忍不住想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博士王国力写道：“一位人人敬仰的学术宗师，能给她的晚辈和学生做午餐，是令人非常感动的。我在她那里‘偷’学的一道‘越南饭’至今是我家宴请同学好友的保留项目。”黄翠芬爱学生和晚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科研把关上，她却严格得近乎“死板”。学生的论文写出来了，她怎么严抠细过的呢？要把原始实验记录从头查到尾，厚厚的多少本，她一页一页地看，一项一项地比对，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不止一个人问过她：您这么大年纪，哪来这么好的精神？她是这样回答年轻的郑涛教授的：“以国家富强和军队建设为最大目标，我们每天都会有使不完的劲。”还有人问她：您怎么不像个老年人，脑子这么好使？回答是：经常思考，脑子就好使。她在思考什么呢？
1996年，基因敲除技术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在美国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邓初夏是其中之一。有一天，黄翠芬对博士生杨晓说，我已经联系好了，派你到美国邓初夏教授的实验室学习、研究基因敲除技术。杨晓明白，基因敲除是获取稳定的动物模型，研究
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机理、探索治疗办法的一项新技术。
“老太太”是要自己一步跟上世界先进水平啊！她不辱使命，在美国一鸣惊人，论文被SCI引用达1000余次。1999年3月学习期满，邓初夏舍不得放她走了，她却毅然回到了“老太太”身边。她未想到，回国第二天，“老太太”就把她推上了中国工程院医学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虽然只破例给了她3分钟的发言机会，却产生了轰动效应。
“老太太”一番奔忙，为她组建了疾病遗传学研究室，承担了一项863重要课题，当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次年被聘为博导。如今，杨晓已经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小鼠转基因和基因打靶研究技术平台，获取多种供研究人类重大疾病的小鼠模型，所发论文被国际同行反复引用。杨晓因之被公认为国内掌握基因敲除、敲入技术第一人。
同样被破格晋升教授的叶棋浓与杨晓相似。他回国时，“老太太”为他跑启动经费，不够用，便动员杨晓支援。杨晓二话不说，让他参与进来，自己的600万经费一下分给他三分之一。现在，杨、叶可谓比翼齐飞，叶棋浓研究小组的成果，被国内和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生物医学新闻网站和杂志以“一组新的与
癌症发生发展相关的蛋白质”为题作了专题介绍。
2001年破译了人类基因组全序列，黄翠芬意识到，一个“后基因组时代”开始了！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的。杨晓、叶棋浓，等等，就是她率领的“后基因组时代”的攻坚团队。他们各领风骚，又团结如一。雏凤新于老凤声，“老太太”眼中有泪，心里开花。
在以后的获奖项目和论文的署名中，也许再也找不到黄翠芬的名字了，但她还是这个团队的“老帅”，或者说是一个不会因时光流淌而逝去的精神象征。有学生问她，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回答是：“能为国家做点事，看到你们健康成长。”啊！我们的“蜜蜂妈妈”！你教给我们很多很多，一下说不完，但你的报国之心，你的蜜蜂精神，你的妈妈胸怀，像一个基因，已经种在我们身上，会一代代遗传。
作者：
201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