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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遗传学》的余龙教授，是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一位没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土”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已奋战了20年。
近年来，随着“海归”潮的兴起，中国生命科学家在俗称CNS（《细胞》、《自然》、《科学》）的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已不是新鲜事。但在我国著名遗传学家、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老所长赵寿元看来，现在怀揣着CNS的论文录用通知回国的人很多，但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学术土地，一步步走上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的学者，却不多见。
为了责任，坚守在中国 在复旦校园里，如果你冷不丁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那几乎肯定就是余龙的手机铃声。
余龙曾是一个军人。军人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驱使他坚定地走“从国内起步，走到世界前沿”的科研之路。
在进入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之前，余龙已在军队度过了16个春秋。16岁时中学毕业应征入伍，1978年3月在第一军医大学军医系毕业。16年的军旅生涯陶冶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和强烈的使命感。
余龙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后。他也想出国深造。就在办手续的时候，一位老教授对他说：“都出去了，国内的科研谁做？学生谁教？余龙，你是一个军人！”就为了这句话，他留了下来。
余龙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后，在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和遗传所所长赵寿元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创建复旦大学人类新基因研究室。
那时博士后没有单独的科研经费，只能“白手起家”。就在遗传学楼不到20平方的实验室里，他靠赵寿元等教授私人赞助的一万元起家，开始走上了基因研究之路。桌椅不买新的，先拿了别人报废了的修修再用；柜子也找别人闲置的；离心机是实验必需的仪器，可他买不起，就等别的课题组下班不用时，趁空做实验……在余龙的实验室里，曾一直放着张躺椅，就是他没日没夜、见缝插针地做实验的见证。
这张躺椅现在已经收起来了。不过，年近花甲的余龙，依然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2个小时。记者两次约他采访，他总是同一句话：“早上8点半到晚上11点半，你随便啥时候来都行！”
经费是头等大事。做基因研究很费钱，那时科研经费很紧张，一个博士后是申请不到大项目的。余龙查阅文献后，决定先选其中的一丁点儿来做。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杜兴氏肌营养不良症，他就从这里起步，对引起这种疾病的基因，进行精细基因结构分析。
为了申请到经费，余龙一连几天，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从复旦赶到岳阳路上的中科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向中科院的老师请教和探讨课题设计。
至今，余龙还记得获得第一笔科研经费时的那份欣喜。“当时一般一个课题的经费都只有三四万，而一下给了我们课题十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十万元，可是相当可观的。
此后，在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每一个重大节点中，都会看到余龙的身影，听到余龙的声音。
在博士后期间，他与当时刚从法国回国不久的陈竺博士合作，申请到国家863项目“基因组计划大尺度图谱区域分析”。这个项目长达五年，科技部只要求一件事五年内不可出国。余龙当即表示：项目不完成，绝不出国门！
1995年，他刚晋升为教授职称就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2000年他被遴选为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他的课题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3年后又进入第二期创新群体建设。与此同时，他参与筹建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先后担任该中心副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基因圈地”中的中国战士
入伍16年，随着部队走遍祖国各地，看多了山水草木，余龙最喜欢的是杜鹃和木棉。他喜欢那种烂漫而奔放的红色，代表着生命的活力，也代表着他对自己信仰火一般的执着和真诚。
作为一名军医，余龙将抢救战士和老百姓的生命、维护他们的健康看作神圣的使命。他去过唐山地震灾区，也去过戈壁滩上为新疆钢铁生产基地建设。所到之处，他总是不顾路途劳累，带领几个卫生员连夜搭好帐篷，第二天就开始接治病员。
他总是倾尽全力救治战士和当地百姓，但有时碰到疑难病症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病人离去，常使他陷入痛苦之中。
许多年后，在央视“东方时空”节目中，作为“东方之子”的余龙谈到这一点时，还非常动情：“那时候，老百姓要看个病真是不容易，由于医术有限，有时只能眼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每当这个时候，我都非常自责，恨自己回天无力。”讲到这儿，余龙眼睛里闪着泪光。
他转向基础研究，就是希望能从机制上了解疾病，把患疑难杂症的病人治好。而研究基因，正是人类追究疾病根源的一次空前探索。
他攻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焯霖教授去印度参加国际遗传学大会，就决定让余龙带着课题和经费去复旦大学做研究，希望能从生化水平深入到基因水平。
1996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在中国红火起来。1999年，我国正式加入这一宏大的国际研究计划，并提出了“两个1%”的目标其一，要测定1%基因组DNA序列，即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其二，要克隆并解读1%的人类基因。
前一个“1%”目标完成时，余龙是领受后一个“1%”任务的科学家。
“谁首先克隆、首个申请专利、首次报道，谁就拥有了这个基因的优先话语权。”他告诉笔者，迄今为止，中国一共率先克隆了人类基因中的3.5%，而他的实验室占了其中的1/3。“我这个规模不大的实验室拥有8个国际专利，39项中国专利，其中14个是基因序列专利。”在所有与基因有关的专利中，基因序列专利是核心。
还有一组数字，也很能够说明问题：从成立到1999年之前，人类新基因研究室发表的SCI论文总共不过4-5篇，1999年当年就发表了6篇，2000年一年发表十几篇，2001年后更是全面开花，迄今共发表SCI论文192篇。发表论文的杂志更是逐步升格，直到最近的《自然·遗传学》。
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余龙花费了十几年才敲开了《自然》系列杂志的大门，余龙认为这既是挑战，又是功力的积累。他告诉笔者，紧接着这一篇论文，他们又有几项漂亮的工作即将完成。
“仅仅一篇，可能是碰运气，但我们的工作是系统性的。”余龙就是要证明，即使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博士领导的实验室，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
当然，在这个提倡科学开放与合作的时代，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决不是明智之举。余龙的实验室与很多海外科学家都有合作，有的还是亲密朋友。这篇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论文就是与美国威克森林大学的徐剑锋教授合作完成的。
找出乙肝癌变的“元凶”
“找出了乙肝癌变的关键基因”是那篇登上《自然·遗传学》论文的最主要成果。
为什么把目标锁定在肝癌基因？因为这是中国人的“特色病”。肝癌是全世界致死率高居第三的恶性肿瘤，全球每年约有七十万人死于肝癌。而我国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35-40万的肝癌新发病例，占全世界肝癌病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病史调查表明，我国的肝癌病人中80%以上都有乙肝病史。我国目前总计有9300万乙肝病人，占全世界乙肝患者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让余龙感到迷惑的是，统计数据显示，并非所有乙肝病人都会发展成为肝癌患者，只有5%的人会得肝癌。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乙肝癌变呢？如何防治乙肝，尤其是尽量防止乙肝患者发生癌变？这种个体差异的奥秘极可能就隐藏在基因中。
克隆一个新基因不容易，研究清楚一个基因的功能，要确认某个基因对某种疾病起关键作用就更难。余龙说，只有在做了那么多年的基础工作后，他才有信心去“啃”这块“硬骨头”。
要鉴定与肝癌发生和转移机制相关的基因，需要做GWAS（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通俗地讲，就是要把许多得了乙肝却没有得肝癌的，以及得了乙肝又转肝癌的人的DNA样本，都逐一进行仔细的基因分析，从中找出那些关键的基因变化。
这个工作量有多大？从7个地区人群中，获得11799例乙肝患者血细胞的DNA样本，然后比较这些样本中的73万个基因位点这相当于要在每个DNA样本中取73万个数据，再将同一个基因位点上所取到的那一万多个数值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统计，最后再从中找出可能显著影响乙肝癌变的那些基因改变。此外，由于肝癌的成因非常复杂，所以整个实验中的每一步推理都必须排除饮食、生活习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方能精确地揭示出基因在其中的作用。能下这样的决心，做如此高难度的工作，很不容易。但这也非常符合余龙的性格：不爱贪便宜、抄捷径，就喜欢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海归”也罢，“土鳖”也罢，一位科学家的才干与对祖国的耿耿忠心，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