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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可能揭开衰老秘密的人

来源:新闻晚报
摘要:格雷德说,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个研究课题独具魅力,很可能是“创建者效应”造成了这种现象。由女助手帮助女科学家工作可能会受到的偏见较少,因为现在对于男助手为女科学家“打下手”的现象仍有一些文化偏见。这有可能会改变科学研究前进的方向。“我并不是说女科学家一定要用不同的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格雷德说,“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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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揭晓,让中国人知道了“端粒”和“端粒酶”这两个看似高深莫测的生理学名词,同时也让中国人知道了三位科学家的名字: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萝尔·格雷德和杰克·绍斯塔克。  



  布莱克本:被布什“威胁”  



  “有时会很吓人”  



  熟悉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人说,她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科学家。1996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免疫学家彼得·杜赫提说,布莱克本有着出色的学术履历,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科学家”。  



  布莱克本是澳大利亚人,从1975年开始在美国生活、工作。  



  端粒酶的全球知识产权隶属于一家名为西恩纳癌症诊断所的机构,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凯利·贺嘉缇说,布莱克本“有时会很吓人”,当然,她的“吓人”都是事出有因。贺嘉缇表示,布莱克本非常支持工作能力强的人,“她是一个非常棒的顾问,她对于自己领域内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热情,这种热情具有传染力。  ”  



  曾经被除名  



  长久以来,布莱克本一直在推动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在美国,保守派人士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是有违道德的,因为胚胎在研究过程中会被破坏,应该停止研究。  



  布莱克本在2001年被任命为总统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成员,但她还没来得及批评布什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就已经被该委员会除名。  



  “被布什‘威胁’让她有了一个全新的地位,”杜赫提说。杜赫提表示,布莱克本在伦理方面的立场和学术成果一样受到尊敬。  



  会弹钢琴喜欢野营  



  布莱克本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霍巴特,父母都是医生,她有6个兄弟姐妹。从少年时候开始,她就对自然世界十分感兴趣,还会对着动物唱歌。布莱克本的童年生活帮助她建立了公平对待他人的思想。  



  布莱克本投身科学时,人们普遍认为“好女孩不搞科研”。虽然有一些气馁,但布莱克本没有放弃,并终于取得了成果。布莱克本在墨尔本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就取得她在科研道路上的第一个专业奖。  



  “和她一起就读的学生表示,她是一个有趣的、有冒险精神的、全面发展的学生,”布莱克本的母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她会弹钢琴,喜欢野营,不需要每天学习到很晚——因为她有能力处理好一切。  ”  



  格雷德:曾经是个“笨小孩”  



  洗衣服时接到获奖通知  



  当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卡萝尔·格雷德接到获得诺贝尔奖的通知电话时,她正在卖力清洗一堆脏衣服。格雷德说,其实她一般不会那么早洗衣服,但那时她已经起床了,发现堆积了一大堆脏衣服。  



  “我本来准备洗完衣服就和两位女性朋友一起去上舍宾(形体雕塑)课,”格雷德说。  



  人们认为,格雷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情大概在未来5年内才会发生。去年也曾有预测关于端粒酶的研究能获奖,但结果不是。今年颁奖前,路透社预测认为,也许今年的诺贝尔奖会颁给他们,但格雷德说,她真的对此没有任何想法——也许这件事永远都不会发生。  



  “有很多重要的基础性发现从没有得奖,”格雷德说,“当我接到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之后,我给我的朋友发了封电子邮件——‘抱歉,我不能去上舍宾课,我得了诺贝尔奖。  ’”  



  因阅读障碍而迷恋生物学  



  卡萝尔·格雷德的父母都是科学家,但她并不是那种很擅长科学研究的孩子,小时候也没有想过要成为生物学家。格雷德说,她现在仍然记得的一件事情,是她小时候有阅读障碍,“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麻烦,还要去上补习班。那时候,我觉得我很笨。  ”  



  格雷德努力克服困难,她一直在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补救。  “我只是不会拼单词,但我记忆力非常好。后来,当我去上化学、解剖学这些需要记忆的课程时,我发现我的成绩非常好。  ”  



  格雷德从来没有计划过要从事什么职业。由于一系列学习障碍问题,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她,这都是她前进路途上的障碍。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必须适应,”格雷德说,“高中时,我迷上了生物学,痴迷于做实验。我意识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适合我的智力结构。  ”为了继续寻找更多“乐趣”,格雷德进入了伯克利大学的研究院,进入了布莱克本的实验室。那里就是研究端粒酶的地方。  



  希望更多女性投身医学研究  



  200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中有两位女性。很多记者都好奇,为什么端粒研究能吸引到那么多女科学家。  



  格雷德说,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个研究课题独具魅力,很可能是“创建者效应”造成了这种现象。早期,约瑟夫·加尔在端粒及端粒酶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培养了一批女科学家,布莱克本便是在加尔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完成对四膜虫端粒结构的研究。这些女科学家后来又培养了更多女学者。由女助手帮助女科学家工作可能会受到的偏见较少,因为现在对于男助手为女科学家“打下手”的现象仍有一些文化偏见。  



  几年前,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在演讲中提到过,为什么女科学家成功的比例比较小。格雷德说,当时她就想,“噢,他不是真的这样想吧!”但当她读完萨默斯的演讲稿,发现他真的认为这是科学界的一个“流行性问题”,格雷德觉得“这很荒谬”。  



  格雷德说,男性和女性的做事方法不一样,所以她认为有更多的女性在医学研究方面取得更高成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人们能有更多一起工作的机会,他们的相处会更和谐。这有可能会改变科学研究前进的方向。  



  “我并不是说女科学家一定要用不同的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格雷德说,“我觉得不同的互动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科研结果。  ”  



  绍斯塔克:华裔科学家的得意门生  



  师从华裔分子生物学家  



  在不到三十年的科研生涯中,能够在遗传学多个领域,如基因重组、端粒和染色体结构、核酶、体外筛选以及生命起源等都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可以说凤毛麟角,但哈佛医学院的杰克·威廉·绍斯塔克就神奇地做到了,成为目前遗传学领域甚至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之一。而这位学界领军人物是华裔科学家吴瑞的得意门生。  



  绍斯塔克195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72年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跟随著名华裔分子生物学家吴瑞教授进行博士课程的学习,并于1977年获得学位。毕业后,他又在那里进行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尽管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并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绍斯塔克对自己的恩师一直尊敬有加,每次回康奈尔大学,都会去看望他,和他谈谈自己最新的研究。  2008年吴瑞去世后,绍斯塔克还曾撰文进行追忆。  



  获奖日特地穿上西装  



  1980年绍斯塔克在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时,听了布莱克本的一场报告,两人随后开展了合作,开启了他们的诺贝尔奖征途。  



  现在,绍斯塔克早已经转换了研究方向。但是他和布莱克本,以及后来加入的格雷德获得了2006年的美国拉斯克基础医学奖。这个奖项一直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前哨战,也就是从那时起,绍斯塔克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摘得诺奖。但是前两年都不见动静。  



  今年的颁奖日,他没有抱过多的期待。诺奖委员会在奖项颁布前打电话通知他时,正值美国东部时间清晨4点多,当时他正在睡觉。他的妻子泰尔·麦考密克称,是她首先摸黑接了这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然后才将话筒递给丈夫。  



  听完整个对话后,她忍不住激动地尖叫起来。这时绍斯塔克对她说:“把电话挂上好吗?  ”  



  接下来,直到当天中午,绍斯塔克的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来祝贺他得奖的。  



  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他就到了学校的实验室,那里已经是气球、彩带和祝贺词的世界,同事们还到处张贴他1982年发表的关于端粒的论文。  



  当天上午他本来应该给学生上生化课,但是被新闻发布会所取代。那时的他面带笑容,但不时地摇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获奖的事实。他说:“这是科学界最高的荣誉,能够获得这份肯定真是太好了!  ”  



  据研究员林奇旺回忆,获奖那天的绍斯塔克特别高兴。平时打扮休闲,甚至经常穿着牛仔裤上实验室的他当天居然穿起了西装。  



  鼓励学者独立思考  



  林奇旺说,“绍斯塔克教授的性格随和。平时在研究室,他从不紧迫盯人,而是因材施教,鼓励大家独立思考。他一般都是呆在自己的办公室,把门打开,随时欢迎大家进去和他交流。但是他能一语中的,指出我们的研究存在的问题。  ”  



  林奇旺说,由于年龄差距以及工作的繁忙,绍斯塔克和研究员们的私交并不多,但是他非常乐意融入大家。每次实验室里有人过生日,或者有其它喜事,他们都会在实验室的一个特定房间内进行庆祝,那时,绍斯塔克也总是和他们在一起。  



  此外,绍斯塔克自己虽然更倾向于基础研究,但他一直鼓励同事们能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找到平衡点。林奇旺就属于利用研究室的科研成果进行药物开发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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