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呼吸道疾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１５日指出，目前广州乃至全国的医院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医院领导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营上，忽视了医疗质量的提高和医德医风的建设，这恰恰是医生滥开药、收回扣最后导致患者看病贵现象的原因之一。
“看病贵”是卫生部公布《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所引出的一个热门话题。数据表明，过去５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８．９％、农村增长了２．４％，而年医疗卫生支出城市、农村分别增长了１３．５％和１１．８％。调查还发现，有４８．９％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钟南山说，眼下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很少，给的钱最多只能维持医院两个月的正常运作。不少医院为了生存不得不想尽办法赚钱，最后出现了“国有民营”的局面，即医院是公家的，但却是企业化经营。不少医院院长就变得“在商言商”，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让医院赢利，如何保住职工的饭碗。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直接承担者，经过统筹的医疗保障最终是通过医院的落实，体现在每一社会成员身上，正因为如此，
医保或公费医疗等社会福利，才会指定在某些定点医院实施。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经过精密计算的医保福利，在医院里却总是捉襟见肘，看一次病就消耗殆尽？为什么有些小毛病却要做繁复的检查？为什么同样的药品往往会比市面上的昂贵？为什么一涉及自费部分的药品和
检验医护总是向收费的上限靠拢？事实上，对于医患双方来说，在疾病问题上信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称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医生对于患者来说，是具有“专业霸权”的。显然，利用这种“专业霸权”诱导或迫使患者增加负担，无疑也是不道德的。
其实，目前医院对于医护人员的激励机制是值得探讨的，许多医院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在量化医护人员工作指标时，往往将增加患者成本作为增加医院收入的有力支点，使得开验单推贵药等成了医护人员竞相攀比的“业务竞赛”，以至于使得“医者父母心”等传统医德被尽情消蚀，导致公信力急剧下降。
公共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实施应该是对称的，公共福利政策的制定很多时候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它的实施质量如何，更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相关。为了确保公共福利政策贯彻，政府及相关机构有时甚至要运用赤字作为杠杆予以启动。这一点，即便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也是如此。医院特别是公营医院作为社会公共福利资源的一部分，其福利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在因“看病贵”而使城乡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下降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也有权利要求医院检讨“在商言商”的运营思路，也更希望有监管的法规，规范医院的运营行为与
管理行为，从而成为维护和贯彻公民福祉的基本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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