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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养老问题成为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有的委员以提案形式将建议提交大会，有的委员在发言中对养老问题提出建议。
我国老年人口现状
台盟中央向大会提交的题为《关于加快养老事业发展的提案》中说，按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此计算，我国早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行列。从成年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5%~10%）到老龄化社会，美国经历了69年，瑞典经历了85年，法国甚至经历了漫长的120年，而我国短短18年的时间就从“成人国”变成了“老人国”。据统计，目前我国每9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到2050年，每3~4人中就将有1位老年人。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有：
社会负担加重
我国“未富先老”的特征非常明显。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是800美元，而其他国家是5000~1万美元左右。目前我国每6个劳动人口就要抚养1位老人，照此发展，到2050年，每1.7个劳动人口就得抚养1位老人。
养老机构与设施严重匮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农业社会的家庭养老形式已难以维系，单靠家庭来赡养老人已变得不可能。据调查，目前全国将近58%的老年人不愿意与子女同住，很多老人已改变靠儿女养老的传统想法，打算独居或在养老院生活。然而目前能接纳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和设施非常有限，许多地方的养老院入住情况很紧张，老人要登记排队入住，少则要等3~5个月，多则要等1~2年。郑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河南省副主委舒安娜说，据统计，我国老年人对机构养老床位的潜在需求量从2000年的1821万张上升到2006年的2261万张，但社会养老机构现有的床位数仅为149万张，尚不及需求的1/12。
专业服务人员稀缺
台盟中央的提案中说，养老服务业在我国的潜力还远未充分开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养老机构服务人员仅30万人，其中有职业资格的只有2万人。在发达国家，其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数量占老年人口比例最低不少于1%，而我国目前只有0.28%。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曹毅委员也说，我国目前已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但是目前能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远远落后于其需求。
社区养老服务不足
曹毅委员说，据调查，2006年城市中49.7%的老人是独自居住，而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全护理和照料的比例已上升至9.3%，对托老站、老年饭桌等设施的服务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提供这类设施服务的覆盖率仅为19.5%。
政协委员们建议
强化政府推动，搭建养老服务社会化平台
台盟中央的提案建议，应建立健全相关法规，把发展养老事业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对于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设施建设上，政府部门要加大财政投入，建立老年人休闲康乐场所。对新建的居民社区，可考虑根据住宅规模将必须配套建立老年人活动场所纳入审批范围。曹毅委员也建议，各省市应把加快养老服务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局纳入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制定具体发展目标，认真落实责任，切实加大投入。
扩大社会参与，完善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
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条件，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他们以独资、合资、合作经营等形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不断深化改革，运用市场化经营来盘活公办养老机构的存量。建立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中介机构，从事收集养老服务信息，开展养老、维权、保健、旅游和咨询等便利服务。应通过老年护理人员的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培训、高校开办老年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等方式多方培养专门人才。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健全养老服务社会化机制
老年人对养老的需求千差万别，应根据老年人的具体需要，积极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健全养老服务的社会化机制，如根据设施、条件、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的不同分为精神慰藉型养老机构、休闲康复型养老机构、临终关怀型养老机构等。舒安娜认为，上海、北京、浙江、广州等地推行了“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城市各社区全面推广“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充分利用老人的住房、家具等生活设施，让老人既不离开自己的家又能安然养老。这种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为依靠，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卫生保健、法律援助、精神慰藉等的居家养老模式，很大程度上可弥补家庭照料功能的不足或缺失，符合老人心愿，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舒安娜委员建议在全国推行社区养老这一新型模式，以破解养老难题。她认为，社区养老是目前缓解我国养老机构不足，城区土地有限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许多家庭两代人都能接受的，既可延续赡养老人的传统，又能减轻子女压力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养老模式。
(责任编辑：江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