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泰说：“
黄禹锡事件暴露了韩国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
事件进展到今天，韩国的科学家和媒体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目前，最伤心的是韩国的老百姓，在这个事件中，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
李旻泰是一位韩国社会学者，他在北京生活了10年。去年12月下旬到今年1月初，黄禹锡事件进展得最热烈的这段时间，他恰好在韩国，目睹了韩国上下对这一事件的反响和态度。1月9日，在黄禹锡事件的结论即将公布的前夕，他回到了北京，也带来了作为一个韩国公民，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对整个事件的认识与思考。
非科学的理由，爱上了黄禹锡
李旻泰：说起黄禹锡，不能不说到韩国的国情。黄禹锡之所以被众多的韩国公众支持和拥护，是因为他满足了公众心中的某种期待。韩国是一个小国，这些年发展很快，然而普通百姓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些“苦”。他们期待某种奇迹出现，特别是与地域规模形成反差的巨大奇迹，而黄禹锡符合这种奇迹的条件。他毕业于著名的高中，与很多科学家不同，他善于社交，在韩国上上下下交游广阔，是一个符合“偶像”条件的人。
和大多数韩国人一样，在事件发生前，李旻泰对黄禹锡的成功感到骄傲，这种骄傲体现了爱国主义热情。但被这种热情左右，公众和媒体都犯了错。
李旻泰：最早把黄禹锡塑造成明星的，是韩国三家最大的报社，这三家报社在韩国的影响力占到了70%左右。然而，这些报社在报道科学家的成功时，却违反了科学和新闻原则。他们并没有派出懂专业的科学记者，也没有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报道和作出判断，而是片面地肯定和拥护黄禹锡的成就，讲述有关黄禹锡的经历和故事。这种报道方式，更像是一种偶像的塑造。于是，怀着爱国主义热情和期待奇迹的百姓很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偶像。尽管有少数报社提出了疑问，却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可。
其实，李旻泰也和很多韩国公众一样，对黄禹锡的支持有一些非科学的理由。李旻泰在说起原先支持黄禹锡的理由时说：“我支持黄禹锡，是因为他和我一样，支持和拥护现在的总统。”
非舆论的手段，说不清黄禹锡
科学与非科学、新闻与非新闻、爱国与非爱国，是李旻泰在对事件进行反思时提出的“三非”问题——
李旻泰：我认为，在整个事件的揭露过程中，韩国科学家，特别是和黄禹锡身份相似的同辈科学家没有尽到同行监督的责任。对黄禹锡的成就，科学界最先提出质疑的不是和他同辈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年轻科学家的团体。他们最先在网站上揭露了黄禹锡
论文的问题，而他们的质疑一开始就受到公众的批评。
较早揭示真相的媒体是韩国MBC电视台的《PD手册》栏目，这个栏目相当于中国的《焦点访谈》。他们用暗访的方式制作了一个系列节目，在去年12月，只播出一期就遇到了“麻烦”。暗访在韩国是违反新闻法律的，在专制时代，很多新闻媒体不得不采用这种手段，公众对此也是支持的。到了民主时代，暗访已经不再得到公众的支持。因此，尽管《PD手册》栏目在立场和事实层面都是正确的，却因“非法”这一致命的错误而无法坚持。
韩国公众的爱国热情远远超出了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的想象，他们对《PD手册》栏目的抵制非常强烈——他们自发抵制随片广告介绍的所有产品，迫使广告商给节目“断粮”；他们的抵制也很有效——陷入法律和经济双重困境的节目曾一度中断。
爱国主义，仅有热情就足够了？
去年12月中旬，也就是黄禹锡事件刚刚暴露的时候，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些专家和学者，其中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曾说，韩国媒体在事件得出最终结论前，对黄禹锡的谨慎态度是科学的。而李旻泰对此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李旻泰：在事件刚刚被揭露时，很多媒体对黄禹锡的态度是矛盾的。在事件进行的过程中，韩国的记者们曾亲口说他们是记者，但也是韩国人，爱国主义热情在他们身上也是存在的。因此，在真相刚刚被揭露的时候，他们在报道真相的同时也有一种希望，即希望自己的报道是错误的，希望黄禹锡是无辜的。
事件进展到今天，韩国的科学家和媒体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我的一个从事医学研究的哥哥说，现在大多数韩国科学家都认为黄禹锡是一个骗子。而目前，最伤心的是韩国的老百姓，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我在韩国期间的观察和了解，目前韩国百姓普遍回避这个事件，大多闭口不谈。
公众爱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一件好事，这种爱一旦盲目、一旦失去理性，却往往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通过这个事件，我认为，韩国百姓从伤心中走出来以后，应该重新反思爱国主义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当方式。像现在这样拥护和爱上了一个“骗子”的结局，对整个国家、对每个个人，都是一种伤害。
记者手记
采访李旻泰前，记者曾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因为据他在中国的好友说，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见到李旻泰后，记者发现自己多虑了——他既没有因“忌讳”而拒绝采访，也没有寻找种种借口为本民族“开脱”。他和所有韩国公众一样，有一种伤心的感觉，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在生活中难得有“值得思考的事，不能让它白白过去”。科学、媒体、公众、爱国主义，这件事情值得思考的太多了。
从积极的方面看，他认为从这个事件中也能看到韩国的进步：
“我常常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全斗焕、卢泰愚时代，会怎么样？大概是政府出面替黄禹锡遮遮掩掩——直到公众都丧失了对黄禹锡的信任，却始终无法确认真相。”
公开的丑闻，或许更多地发生在民主的时代吧。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