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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经济损失惨重，但是日本民众和企业在震灾来临时的表现让国人震撼。民众秩序井然，企业赈灾给力，深思其后原因，危机意识长存，习惯自主避险，抗震不妨学习日本。
地震到来，大家感触最深的是电视镜头中日本民众秩序性的表现，或者是面对灾难发生时的冷静。没有声嘶力竭、没有慌乱失措、没有四面狼藉，排队等地铁过马路，排队使用公用电话、排队购买应急食品。
这样的危机处理意识，绝非一朝一夕养成，而是社会、学校、媒体长时间教育的结果。与此同时，社会也有充分的应急机制和应急设施。比如学校、体育场馆开辟为避难所，政府办公部门开放给民众休息，公共交通工具如何有效衔接，疏散人群，这是一个城市整体管理水平的体现。
在震后第二天，饮料生产商三得利就宣布，地震期间所有旗下自动贩售机，只要按键就可免费获得饮料；便利连锁企业7-11也宣布免费提供食品和饮用水；电信运营商软银免费提供通信网络，以便民众及时通过网络与家人取得联系，获得最新信息。
这些企业并未坐等政府救灾计划出台，或者赈灾募捐开始，而是以一个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尽快开展力所能及的救灾活动。
自我保护和救助来源社会共识
当看到我们的政府和民众在面对突发事件的不足时，应该更多地想到，日本民众在第一时间也没有学习的机会，没有人告诉民众和企业应对灾害应该有怎样的步骤。
如果说城市管理属于政府责任，那么为民众和企业提供应对危机的教育资讯，应该是谁的责任呢？在日本，政府并未规定学校使用统一教材，因此这种自我保护、自我救助意识的培养，来源于社会共识，属于一种公民和企业都应遵循的普适价值。
日本民众和企业根据长期养成的自主避险意识和自我救灾技能迅速投入抗震。非政府组织、媒体、政府也都以最快的速度和非常专业的方式投入救灾。面对1900以来全球第五大强震，日本的应对可谓周全，大量民众甚至在震前数秒收到地震预报的短信提示。
相比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2010年发生的海地地震，尽管这次地震也造成了较多的人员伤亡，但人数明显小于前几者。应该看到自然灾害面前，日本并未丧失应对能力。
反观中国，也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就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前一刻，云南盈江县发生5.8级地震。虽然震级不及日本，但也造成20多万人受灾，秩序一度失控。抗震不妨学习日本，在中国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有着很强的社会属性，政府一旦处置不当，不利于维稳和社会和谐。
“盐慌”比核辐射更可怕
中国已进入社会高速发展期，这一阶段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矛盾显现，可能会因为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而引发社会危机。相比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应对危机的“硬件”和“软件”均有许多不足。
以地震来说，很多城市建筑质量不过关，甚至一些学校、医院都达不到抗震标准。多数中小城市甚至不具备受灾安置能力，更没有几处合格的避难场所。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增强，解决硬件欠账比较容易，关键是事关政府和民众抗灾思想的软件问题。
一是政府自身的危机意识，协调和管控能力；二是民众、企业和社会对危机的认识和反应。这决定了能否在最短时间有效调动资源，将危机损失减至最低。客观的说，汶川地震和舟曲泥石流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对自然灾害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都大为增强。但是达到日本这种程度，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民间的自我进步能力是很强的，如果制度给予他们足够宽松的环境。如果政府能够意识到自己一定不是万能的，不必也不可能实施包办，就更应该把一些工作交给民间组织来分担。
日本地震引发核事故，日本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恐慌，但是已经殃及中国。言传碘盐可以防辐射，或者海水即将受到核污染，全国在一夜之间掀起一股抢购碘盐风潮，大小商超的食盐被蜂拥而至的人群一扫而空。
民众为何如此着急？因为政府对可能产生的核辐射没有准确的信息告知，核污染是否可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不得而知。以至于亲朋好友之间，抢盐的电话、短信、微博此起彼伏。直到3月17日，政府相关部门才紧急出台相关文件，一方面辟谣，消除民众恐慌心里；另一方面打击散谣、囤积，还社会以正常秩序。
抢盐风潮集中反应出社会无序，民众科普意识缺乏，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种面对危机本能的自助措施，不能简单视为“谣言”，而之应该认为是“正常信息传播不力”的反应，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释放和传播有效信息。
谣言止于智者，政府未能让民众成为智者，而民间组织的活力又没有能够得到释放，加上社会信息匮乏，每当灾难发生之后，政府又往往得不到民众的配合。政府被迫包揽危机处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一个社会，如果当危机来临之时，人与人之间，人与企业之间，人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不再是冷漠、猜疑甚至趁火打劫，发国难财，而是相互关心、包容和帮助，这将是战胜危机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不需要作秀式的捐助，甚至跳伞救援都需要签生死状，这实在是对人文关怀和信任机制的最大亵渎。在经历危机时，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温暖。现在，让我们为日本民众捐款、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