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牌楼
以小品建筑在建筑群中所占的位置来看，牌楼最先进入人们的视线。因为它往往被安置在一组建筑群前的显要位置上，或者立在一座城市的中心，或者在通衢大道的两头。它起到划分和控制空间的作用，增添了建筑群体的艺术表现力。
牌楼起源于建筑的院门。在古代城市中，大量存在的是里坊之门，在古代称为“闾”。中国古代有“表闾”的制度，就是把各种功臣的姓名和他们的事迹刻于石上，置于闾门以表彰他们的功德。据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分析，这种闾门上往往都书写着里坊的名称，而且按表闾的制度，将表彰事迹书写于木牌，悬挂在门上。后来这种牌坊模仿木构建筑，形式日趋华丽，加了屋顶和各种装饰，所以又称为“牌楼”。从形式上讲，凡柱子上没有屋顶的称为牌坊，有屋顶的则称为牌楼以示区别，本文则统以牌楼相称。
立于宫殿、寺庙、陵墓等建筑群前面的，称为标志性牌楼。这种牌楼占大多数，例如在颐和园万寿山前麓，排云殿建筑群最前面的“云辉玉宇”牌楼。凡是道路直对建筑门前的，牌楼也在大门的正前方；如果道路是横穿大门前的，则在门前道路两侧各立有一牌楼；如果前面和左右都有道路的，则前面及左右都有一座牌楼，它们和大门共同形成一个门前广场。老北京城在东、西城区中心的十字路口各建有四座牌楼，作为地区的标志，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就成了这两处市中心的代名词了。后来，市内交通发展，马路拓宽，这几座木牌楼因阻碍了来往车辆的频繁运行而被拆除，但这两个地方至今仍被称为“东四”和“西四”。
木牌楼是所有牌楼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其装饰集中在屋顶和檐下的梁枋斗拱上。屋顶和一般木建筑一样，正脊两端用正吻，戗脊末端有走兽，檐下梁枋布满了彩画。这些装饰在北方皇家建筑群的牌楼上，多采用官式的规范做法，各间楼顶下的龙凤板上绘制龙纹或其他花饰，与该建筑群的身份相符，总体效果是五彩缤纷，金碧辉煌。
木牌楼加工制作方便，但一经风吹雨淋，极易受到腐蚀，所以后来才有了大量石牌楼和砖制牌楼的出现。我们现在见到的大多数石牌楼，与木牌楼相比，不少细部上都进行了简化。孔庙前的“太和元气”石牌坊是四柱三间冲天柱的形式，在每间的上面，用一整块石料代替了几层额枋，再上面只盖有一块三角形的瓦顶形石料，省去了顶下的檐部，立柱下有抱鼓石，上面各有一蹲兽。在这里，除了象征性的屋顶外，其他部分可以说已经没有木结构的形式了。
石牌楼多为单色的石料筑成，所以它的装饰主要表现在雕刻上，很少用色彩来表现。但这并没有减弱它们的表现力，相反，有时用石雕表现的内容反而更丰富。山西五台山龙泉寺的石牌楼浑身上下都布满了雕饰，蝙蝠、如意、灵芝及各种仙果随处可见，屋顶正脊两端是腾飞的龙头，脊上满是盛开的花朵。这样华丽雕刻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出那佛光普照的彼岸的一片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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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
在中国，狮子与老虎不同，它不是土生土长而是进口的。狮子原来生长在非洲与亚洲的伊朗、印度一带，传说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安息国（今伊朗）国王赠献狮子给汉章帝，从此狮子由异国他乡来到中国。狮子在异国为珍兽，古波斯就以崇狮为时尚，王者戴着金花冠，坐在金狮座上。
佛教也将狮子尊为兽中王，传说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白雪中走来，侍列门前迎接佛的诞生。狮子在原产地和在佛教中是有地位的，是被神化和被艺术化了的形象。也许正是这种原因，到了中国以后赋予它以特殊的使命，让它突出地起到一个护卫者的作用。
自古以来，在我国留下了众多的石狮、铁狮和铜狮子，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各个时期的狮子雕刻具有不同的风格。
早期的狮子雕刻，造型比真实的狮子简练，工匠们善于用概括和夸张的手法，用浑厚有力的线条表现出狮子作为兽中之王的神态。而晚期作品，在狮子的整体和细部上都更接近于真实，但在造型上却只注意细部的刻画而不注意整体的把握，反而失去了这种猛兽雄威壮实的特征。这种风格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它和那个时代总的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相符合。
唐代统一中国，维持了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繁荣昌盛的时期，所以在建筑发展史中，唐代可以说是一个鼎盛时期。在当时的皇宫大明宫的含元殿、麟德殿等宫殿建筑中，在佛光寺等宗教建筑中，在众多的唐代佛塔以及大量的唐代装饰雕刻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时期建筑风格上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魄雄伟，突出建筑艺术上的大效果，壮丽而不纤巧。我们从唐代留下来的石狮子上也看到了这种风格。宋代建筑，从技术上看，比前代更趋成熟，总结出一套建筑形制、施工和用料的规范，但就其建筑艺术风格来看，宋代建筑逐渐走向秀丽的方向，在总体气势上大不如以前了。这个特点在石狮子上也很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清代尤其到了清末期，政治上保守腐朽，在建筑和其他艺术上都表现出一种追求繁琐绮丽的风气，工艺品上堆砌玉石珍宝、金银珐琅，连建筑装修上也镶嵌上珐琅玉石，艺术之高低仿佛与金银财宝的多少成了简单的正比。
以上是历史纵向上的比较，如果从横向去比较，中外狮子形象也有风格上的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一个讲究神似，一个追求形似。中国狮子不求形态的真实，可以不符合解剖地将狮子身上或者四腰的肌肉任意起凸。印度和西方的一些狮子却十分讲究造型的形似，狮子整体和狮子头部及四肢都要与原形相符，狮子的身上、腿上的肌肉起伏也要符合骨骼与肌肉的解剖学，它们的总体特征是形象很真实但神韵不够。这种风格上的差异自然与中、西方在艺术创作上不同的追求、不同的传统有关，在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上都表现了这种差异。
狮子作为门前的守护神兽，它的形象多被塑造成一副凶煞威武的神态。但这并不代表狮子的全部，在清代所留下来的众多狮子雕刻中，我们发现有许多狮子并无凶相，有的略显温顺，有的面露笑容还带一点顽皮，有的显出一副无赖之相，这是狮性的“人化”。
狮子一经人化，它的性格和形象都变得丰富多彩了。人们还赋予这些狮子以各种有趣的神奇传说。北京宛平县的卢沟桥，两边石栏杆的每一根望柱头上都雕有石头狮子，自古以来就传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并说如果数清了，石狮子就全跑了。这是因为栏杆柱头上许多大狮带着小狮，这些小狮在大狮的脚下、胸前、背后，姿态各异，工匠们还有意把小狮刻在隐蔽处，让人不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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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碣
中国古代早期的碑，功能有所不同。一是立于宫室、庙堂之前，用以观察太阳的影子位置从而辨明阴阳的方向。二是立在宫室、庙门前用做拴牲口的石头。三是立在墓边用以拴绳子系棺木入墓穴的，用完之后，随棺木一起埋入土中。后来，这块石头不埋入土而留在地上，而且在石头上刻上墓主人的姓名及生平事迹，竖立在坟头或墓前神道上，称为墓碑或神道碑。这种在石头上刻文字记事的方式不但用在墓碑上，也逐渐地用到观日影和拴牲口的石头上，石上刻文记事成为石碑的主要功能，并且逐渐走出庙门与陵墓而出现在其他需要文字记载的地方。
今河北围场县是清代皇帝专用的狩猎场所。每年秋季，正当水草丰盛、野兽出没时，帝王邀集汉、满、蒙诸族的王公大臣一起到这里狩猎。就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好几处石碑：“虎神枪记碑”记的是乾隆皇帝用虎神枪猎虎之事；“木兰记碑”记的是木兰围场创建的经过及狩猎的盛况；这些碑所记内容都围绕着围场狩猎的事，并抒发了帝王牢记祖训，不忘习武的心愿，多数还用了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碑的四面。
记事之碑，也有专门记述当地重要事件的，如四川西昌市郊的光福寺，共有石碑百余块，较详细地记述了西昌、甘洛、宁南等地历史上发生地震的情况，包括明清以来几次大地震的时间、受震范围及震后人畜、建筑所受损害状况，成了很重要的科学史料。碑也有专门记人的。河北唐县有一块“六郎碑”，是后人为纪念宋代将领杨延昭（六郎）镇守三关的功绩而建立的，这就是所谓的“树碑立传”。
石碑是一部石头的史书，它浑身上下都是宝，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四川成都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武侯祠内有一块唐代碑，记载了诸葛亮的一生功德，由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石刻匠人鲁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按华荣于碑上题跋曰：“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这是赞美诸葛亮本身的功绩和裴度的文章与柳公绰的书法，并称为“三绝”，又有一说是鲁建刻字之美亦堪称一绝，故合称“四绝”。
常见的石碑分碑首、碑身、碑座几个部分，碑首多刻盘龙。龙的多少则要看碑身的厚薄而定。碑身是刻写碑文的地方，所以它占了石碑的主要部分，前后左右四个面平整光洁，很少雕饰。有的石碑为了求得华丽的效果，在碑身的两个侧面，有时也在碑峰正背两面的边上加雕饰，形成一种在文字外围有一圈边饰的效果。
碑座中，以龟作座者多。龟自古就被当做一种灵兽，与龙、凤、麒麟齐名，称为四灵物，或与龙、凤、虎合为四神兽。海中的大龟称为鳌，传说共工氏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地之四极。鳌足可以支撑住天地，足见其力量之大了，所以宋《营造法式》中将碑座称为“鳌坐”。还有一种传说，认为龟力气大，善于负重，但它爱好扬名，常驮三山五岳在江海中兴风作浪，以显示自己。大禹治水时收服了龟并用其所长，让它用力推山挖洞。治水成功后，大禹搬了一大块石头让龟驮在背上，使龟无力随意行走，以免它再兴风作浪，但又在石头上刻着龟治水的功劳，从此龟就成了碑的基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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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佚名 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