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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们针对当前医药卫生行业普遍关注的问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朱宗涵委员认为：一要尽快制定卫生法，以明确卫生工作的性质，规范政府、社会和个人在卫生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切实保证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二要强化卫生执法机构建设，对各级政府成立的卫生执法机构及其人员的性质、法律地位、待遇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三要加强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大对与医保、社保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四要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规，改变既可依据民法，又可依据国务院相关条例处理医疗纠纷造成的不一致现状。五要依靠专业力量做好医疗事故鉴定。六要合理解决医疗事故举证倒置造成的社会成本增加问题。
杨魁孚委员提出，特殊的人口国情导致我国人口优势与人口压力并存，研究制定新时期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意义重大，任务紧迫。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实施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完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利益导向机制；加强对出生性别比不正常的综合治理；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健全管理服务体系；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渠道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机制；尽快形成综合治理人口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加强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的制度。
药价虚高是造成群众医疗负担加重的主要根源，原因有政府物价部门定价、核价不科学，药品流通环节过多，药品生产企业非法促销增加成本，物价部门对药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缺乏监控，地方和部门利益保护主义等。高春芳委员建议：完善价格管理体制，成立由药学专家、经济学专家、临床专家等组成的药品定价委员会，以合理成本为基础进行价格核定；加强政府对主要和重要药品的宏观调控力度，减少或取消中间销售环节，重新构筑药品流通体系；建立政府职能部门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统一、权威、高效的药品监督机制，从而有效遏制药品的虚高定价，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李立明委员提出，我国已制定了《母婴保健法》、《食品卫生法》等，但这些法律都是定位于公共卫生某一领域。建议加快制定《公共卫生法》或《卫生法》母法，明确界定公共卫生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的职能定位、任务及利益各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强化分级管理，突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加强公共卫生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 逐步建立常规的评估体系；改革工作 模式，强调社区的资源动员；加强医疗与预防结合，实现传染病的早报告和疾病监测；改革公共卫生高等教育，建立多学科的人才队伍；加强公共卫生及其政策研究，提高经费支持，发展适用的技术指南，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加强公众健康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正确对待人群中出现各种疾病的认识。
目前，我国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立法工作虽有一定进展，但仍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存在层次低、体系不完善、内容分散、针对性不强、片面照搬西医药管理模式等问题，这对传统中医药的发展不利。而且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有效地保护中医药等传统医药，有些甚至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已出台的《中医药条例》作为国务院行政法规，难以全面有力地保护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王新陆委员呼吁全国人大将制定传统医药法纳入立法计划，抓紧组织调研，尽快出台。
吴以岭委员针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出了5点建议：
一、将“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科技专项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争取主导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尽快提升我国中医药产业的科技核心竞争力。
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中药研发体系，允许具有高层次科研队伍和科研实力的企业承担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三、建立依靠学术创新带动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机制，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四、制定相关政策，加大对民营医药企业的支持力度。
五、尽快研究符合中医药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切实加强对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