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
管理学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
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今天召开主题为“国家药物政策：促进优质与创新”的
学术论坛。
亚盛药业董事长杨大俊在发言致辞中探讨了为何美国能在生物医药领域领先于全世界。他表示，美国整个社会和政府投入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是很大的，美国NH一年投入的经费是300亿美元，这300亿美元的概念相当于把整个中国所有的国防费用加起来，可能都没办法跟NH比，再加上公司投入，大概是在1000亿美元以上。
平均10到15年，要花10亿美元以上才能做出一个新药物。而过去60年，以美国为主的研发机构总共开发了1200多种新药，其中有100多种是生物药，大概120个左右。美国在全世界生物医药市场上占了大概47%份额。中国最多也就是占了10-15%。
另外，杨大俊还提出，中国药物监管部门人员、资金投入非常不足。他列举数字称，美国监管部门非常庞大。美国FDA（药物监管部门）管了美国GDP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美国食品与药品，除了农业部管的新鲜产品以外，药品里包括了所有的
化妆品、医疗器械与
保健品，所以它占美国GDP的比重是相当大的。美国FDA的局长要总统提名。养了将近一万名员工，大部分是有博士学位的，我们把整个北大和清华的博士都放到药监局还不够，其
中药品的评估与研究中心，相当于中国药审中心的CDE就有2200名员工，另外还有1400名左右的稽查员，专门到全世界各地检查药品的生产和质量。
而中国药监局，四年前只有120个人，中国药审中心还不如人家大公司一个做法规的部门，整个加起来才120人，这样的组织结构和人才队伍是远远不够的，120人，据说真正的专业人士只有不到100个，因为120人里还有很多行政人员，真正能够审核、懂审核的人确实非常非常少，如果用美国的标准，放大一百倍还不一定够。
以下是文字实录：
杨大俊：
非常感谢大会组织人刘教授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美国新药的安全与创新机制，原来我是介绍美国整个审批的，后来和刘教授切磋后，大概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关键还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美国在生物医药领域里领先于全世界，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达到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有两个数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FDA管了美国GDP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美国食品与药品，除了农业部管的新鲜产品以外，药品里包括了所有的
化妆品、医疗器械与保健品，所以它占美国GDP的比重是相当大的。美国FDA的局长要总统提名，国会通过，按照中国的说法，中国药监局的局长相当于副总理级的了。
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新药的创制从开始到发现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美国辉瑞从最早发现到
临床前开发，一直到生产、报批，临床分析、注册，再到最后成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大家知道，总的概念是平均10到15年，要花10亿美元以上才能做出一个新药物。过去60年，以美国为主的研发机构总共开发了1200多种新药，其中有100多种是生物药，大概120个左右，生物药基本是近20年的事情，在整个新药产业链里，从原材料开始到生产、临床开发，作为新药来讲，最有价值的是其实是专利，如果没有专利，大家就不会去做这个投资。
但是在专利里，中午我们还和刘教授探讨了这个事情，虽然中国的专利数量很多，但质量却很差，如果按照真正的新药（全新原创的化学药或生物
制剂）来算，中国过去60年只有三个半，比如青蒿素，从化学结构上真正得到世界认可的，总得来讲数量很少。
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投入很大，市场也很大，所以如果我们单纯和美国相比确实也很难比，因为美国在全世界生物医药市场上占了大概47%，目前大概也还有42-43%左右，按照IMS最新统计，中国排名第三，最多也就是占了10-15%的样子。
但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来讲，过去十年的过程很漫长，生物医药的整个特点就是高风险、周期长、高投入，但一旦成功，它的回报率也很大，整个过程中最早发现主要是在大学和研究所做的，早期临床主要还是在各大中小型生物
医药企业，后面的生产、市场开发主要是像辉瑞这种大的企业和公司。
从创新力的整个定位来讲，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创新基础，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和差异化，取向和定位，这是创新的基础，美国有一点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很难比的，整个社会和政府投入在研发方面是很大的，美国NH一年投入的经费是300亿美元，这300亿美元的概念相当于把整个中国所有的国防费用加起来，可能都没办法跟NH比，再加上公司投入，大概是在1000亿美元以上。
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创新的相互关系，如果用一张三角图来讲，政府职能是监管，学术界和工业界，从工业界和政府的互动来讲，一方面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政府也要监管，制定政策法规，工业界和学术界主要是通过学术界提供研究工具，生物法典、人才、科学家，工业界把学术界研究的东西产业化，变成有用的产品，学术界和政府的投入主要是在研发投入、技术信息等方面，三角关系的焦点实际是公众和患者，从总投入来讲，最大的回报还是整个社会和病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今天我要讲的是从FDA的角度是怎样达到监管，从而在创新期间发挥作用的。
从FDA的职能来讲，确实是一个矛盾重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最重要的职责是要确保所有医药产品的安全性，但在另一方面，它也要促进创新，让美国民众能够“及时”得到“有效”的新产品（加引号的都是关键词），要确保安全，同时也要创新，药品能够及时传达到病人手里，给病人带来福利。
美国FDA和中国药监局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它的历史很长，最早成立是在1906年一个很小的实验室里，大概就是中国辛亥革命之前，因为几个重要里程碑事件导致它从管制、安全和有效，真正具有标志性的是从1962年开始，进行了立法，所有的药从药厂生产出来一定要有规范，这是1962年开始实行的。
我们开玩笑说，FDA养了将近一万名员工，大部分是有博士学位的，我们把整个北大和清华的博士都放到药监局还不够，其中药品的评估与研究中心，相当于中国药审中心的CDE就有2200名员工，另外还有1400名左右的稽查员，专门到全世界各地检查药品的生产和质量。
另外，他们的药审专家包括各个学科的专家，在中国来讲，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是药学院毕业的，他们那边临床多过是做过临床医生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工业界待过，懂得化学生产、药理、毒理、法规及安全的。但他们从整个评审时间来讲，做完三期临床以后，报批生产和销售许可时花的时间平均也要16个月，因为中间还要检查NGP的生产力。
但从管制的影响来讲，回到我刚才讲的，从最早5000或10000个化学物里，大概会发现10个能够应用临床，经过一期、二期、三期批准进入市场的，大概只有1个，为什么过程那么长、要花那么多时间，也是有原因的。中国目前特别强调新药的创制，在新药、中药专项里也有很多新药，估计中国至少也要花10亿人民币，我看最近贝达（音）做了一个PE，花了八年时间，目前还没有PE下来。
为什么美国能够领导全球，在监管和创新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大家看到，在FDA上根据每个监管功能分了八个部，这里面有“药物审批与研究部”，还有专门审批食物、营养、医疗器械、生物（包括兽医）、毒理和烟草，这些都是他监管的范围，因为有了这个专业化的队伍，它在整个人才组织里也是非常细致的，根据它的功能，比如新药，就包括了药学、生产、质控、生物统计、药理。上面的“转化科学”是最近几年加的，我们发现，FDA在创新领域不光要求别人，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创新，所有的监管都是以科学为基础、为依据，同时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组织和人才队伍。
另外，它的周期审核是按照治疗领域分布的，你看这里的每一个疾病，比如
肿瘤里，分化药的、生物的、神经系统的、精神的、代谢疾病的，你看这里光是医学博士大概就有250个，只是在一个药审部门，整体是由一支非常雄厚的、专业的技术队伍做把关，因为做新药，如果你不懂新药、不懂科学、不懂各个部门，那就很难把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基础。
再来看看中国药监局，记得四年前还是“十一五”时有人呼吁药审要改革，那时只有120个人，中国药审中心还不如人家大公司一个做法规的部门，整个加起来才120人，这是最新的，今年1月份改革之后的组织架构，在这之前整个药审中心分五部九室，虽然有不同的部门，但没有具体划分，这里至少有个进步，把化药分为一部二部，有药理毒理的，还有生物统计，单独把生物统计分出来，化药临床里分一部二部，化学药学的一部二部有个计划，把审批创新药和审批仿制药分出来。
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组织结构和人才队伍是远远不够的，120人，据说真正的专业人士只有不到100个，因为120人里还有很多行政人员，真正能够审核、懂审核的人确实非常非常少，如果用美国的标准，放大一百倍还不一定够。
第一，目前中国经过“十一五”和今年开始的“十二五”，每年申报上去的新药大概都有30多个，这些真正是新药，确实没有上过临床的新的化合物，虽然有的可能是强仿，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在药监方面，人才队伍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我们看看美国药监局FDA怎样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
这里我想分两部分讲，在具体批准之前有很多经费支持，批准之后又有很多优惠，大家知道，中小企业是创新的源泉，在FDA，如果它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没有具体支持，中小企业很难生存，它创新的原动力也就没有了。批准之前的财政支持包括几个方面：孤儿药计划，处方药六部收费法，这些都会具体讲，美国于90年代通过，为了解决药监局人员不够，短缺，药厂等着、排队，时间太长，这对药厂来讲是很大的损失，比如降血脂的药，一年在全世界卖120亿美元，你耽误他一年，他的专利就少收一年，损失就是几十亿美元，所以对药厂来讲，他很愿意交一两百万的费用，让FDA多请一点审批人员。
另外是研究用药收费的减免，孤儿药在美国的定义是罕见病，发病率在20%以内，如果某一种病的发病率不到万分之十，总的病人在25万人以内，就可以进入孤儿药计划，得到优先审批，整个过程不会减少质量但可以缩短时间。
孤儿药计划的具体支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税收的减免，如果你想做的药符合孤儿药，研发经费至少可以得到50%的税收减免；第二是处方药用户收费法和补充费用，每年FDA要根据它今年人工的成本来收取药厂额外的申请费用，这是今年批准的，从今年10月份开始到明年的医院申请费用，如果包括临床，大概要花180万美元申请费，如果不做临床，或者是普通申请，就比较少，另外还有产品费，平均FDA每年从各个药厂收起来的是1.2亿美元，大概不到FDA总体经费的20%，实际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为缩短了审批的时间，那就意味着它的产品能够多在市场上获利。
另外，FDA本身也会给孤儿药科研经费的支持，这一点我也想强调，中国药监部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美国多数研发费是通过MH给的，但FDA自己也掌握一部分研发经费，根据他的需要给。另外会在产品上市后给它独家权力，7年时间，对一个新药如果有七年的保护，因为是孤儿药计划，花的经费比较少，七年保护还是不错的。
现在它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83年以前，从1973年到1982年只有10个新药用来治罕见病，非常少，我们上午讨论，不管是什么人，他得病之后都希望得到同样的治疗，但是有的病很少，药厂因为很多原因以前不开发，但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讲，他还是希望得到同样的治疗机会。
在美国来讲，根据MH的统计，大概有7000种罕见病，总共涉及2500万病人。1983年通过这个法律以后到去年，总共有2250个产品可以归类到其中，同时有360个产品获得了批准，平均每年批准10到12个，这是非常大的进步，立法之前十年只有10个，立法之后，10年就批准10个。
另外，在08年批准的上市药里面，38%，将近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孤儿药的计划，说明“孤儿药”计划确确实实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另外我想讲FDA对于孤儿药的具体支持，每年有1600万经费专门用来支持孤儿药的临床开发，只有进入临床，FDA才支持，大概是一年40万，给4年，你可以看到，总共有47个药通过它的支持进入了市场，说明FDA在应用它所有的功能里，对创新的支持还是很大的。
总体的孤儿药计划是从1983年到2008年，因为在肿瘤药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肿瘤是一个大范围的疾病，但具体分淋巴瘤或白血病，每个病种实际是很少的，孤儿药计划里得到批准最多的就是这一块，36%是抗肿瘤药，肿瘤是一个大疾病，但每个病种的发病率是很少的，所以，除了前五位、十位的肿瘤病以外，多数抗肿瘤药都可以划分到孤儿药里，得到FDA很多的支持。
另外，FDA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在它批准之后还有很多优惠和保证，刚才讲了对孤儿药的支持，另外，如果你的药属于新的化学结构，在专利保护以外它还另外给你五年（保护），还有一种，虽然没有专利保护，但药做出了新的临床用途，虽然没有专业保护，它也可以给你三年；还有一种是儿童用药，在专利之外，比如有的专利已经过期或没有了，做儿童的应用，可以给你6个月（保护）；还有180天对通用医药的保护；此外它还可以和美国专利局共同延长你的专利，最多延长五年，它对新药的创制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以保证新药创新的回报。
另外美国还有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美国中小企业定义是很宽的，500人以内都算中小企业，给的经费三分之一都是第一次申请，给最多的40%是在不到10个人的企业，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在各个部门都很大，美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中国有些不一样，不是由科技部一个部门来管理，而是每个联邦部门都有，包括FDA，分两块：企业自己做研发的，占每个部门每年预算的2.6%；另一个是STTR，企业和学术单位之间合作，学术单位要完成40%的工作，那个占它预算的0.3%，两者加起来，每个职能部门都有3%的预算用来支持中小企业研发。这说明它对创新和中小企业的研发支持是很大的。
讲到新药开发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键路径，刚才讲了，新药从最早的开发、生产到应用、治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关键步骤，关键路径，关键路径是杜邦公司在50年代提出来的，如果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讲是这样：刘教授今天召开这个会，有20个人到了北京机场，从北京机场到北大，这20个人会采取不同的路径过来，但决定这个会议能否开，不是最早到的那个人，而是最后到的那个人。所以最关键的这个人走什么路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什么地方堵了车，你要去解决这个关键路径，告诉他下次不要走三环二环，可以坐地铁。
FDA在03年时对整个新药审批做了一个梳理，发现整个审批时间太长，和药厂互动不够，所以后来它出了一个“关键路径行动计划”，药物从最早开发到批准，哪些是最关键的地方，和药厂互动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你申报之前。比如我们和药监局打交道，每星期三下午它都有一个非正式会议，但并没有正式申报前的会议，美国这个“关键路径行动计划”就是可以在你上报之前跟他开个会，跟他讲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够的、要补充的，而且会议开完后它给你结论，是有效的，你按照它的要求做，比如要补充毒理，要做可行性分析六个月，然后做完再申报，他一定批。
在临床过程中还有做完二期以后的会议，通过这个会议来找到和药厂的关键路径所在，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申报的时间和麻烦，提高效率。
细节就不讲了，FDA会议的类别还有一点很大的不一样，每个会议都有具体时间，什么时间一定要回答，比如在美国报新药，30天一定要回答你，如果30天后他还没有回答你，31天时你就可以上临床，每一项都量化，管理上如果无量化那就很难，我们整天喊“创新创新”，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口号，那就没什么意义。
时间关系没办法多讲细节，它在审批的信息管理、自己组织的绩效管理上都有一套新系统，否则以他一万人的组织，自己管理不善，那也是很难的。
最后我想讲，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一个报纸，新加坡《联合日报》评论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升华”，创新应该不只是科技上新的发现，而应该是我们整个科学人文知识的突破，还有各种管理经营模式的创新，在我们和美国FDA打交道、学习的过程中，从我们自己来讲，除了刚才我讲到的人才队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和业界、工业界、学术界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来提高我们的科学监管水平，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真正做到创新。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
201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