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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鹏，1930年10月生，1986年被评为主任医师，后被确认为全国名老中医继承班指导专家，首届上海市名中医。担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市中医药科技情报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南通朱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名誉董事暨专家委员。还担任全国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高校教师和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近年来担任上海市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研究班指导老师兼班主任，上海市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人才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上海指导组专家。2006
年9月经上海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上海市张云鹏名老中医工作室”。曾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内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第一届)理事。先后发表论文103篇，主编专著9部，协编8部；获各级科技成果奖1 8项。
张云鹏作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的指导老师”已带教有多名博士、硕士毕
业，其中已获主任医师职称的学生5名。这些学生虽然有较高学历。但在临床水平上还“缺一把火、少一口气”，所以作为临床医学专家的张老，他的带教就是给学生再补一补课，再加工磨砺一番。中医的精粹主要体现在临床的诊疗水平上，他指导和帮助学生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给予点拨、着力提高。
1． 曲折成才路．
歧黄独钟情先生的学医之路是艰辛的，成才之路是曲折的。他不是中医世家出身，当然如果有好的出身可以避免走弯路，但是作为一张白纸的好处是存在着最大限度的可塑性，在主观努力下，寻求有利于自己成材的环境和土壤。他始终遵循“唯物求是、以和为贵、精诚服务、旨在奉献”的信念，毕生付诸实践，不敢稍有懈怠。在中医临床、科研、教学、文献研究逾半个世纪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以“仲景学说为经，百家论述为纬，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坚持发展，重在实效”的治学思想。对中医理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外感热病论》、《瘟疫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孙思邈、刘河间、张子和、朱丹溪等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能吸收其所长，为己所用。云鹏先生早年在中医学校中接受专业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章次公、陈大年等名医的关怀和指导，同时又主动参加开
业医生进修班去听西医课程。此时的同学有后来也成为名中医的庞泮池、徐蔚霖等，说明在中医、西医两个方面打下较扎实的双重基础，有利于业务的成熟。上海中医学院成立时举办中医进修班，他成为师资队伍中的一员。后来奉调到公费医院筹办中医科和中医病房，在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环境里，医院搬迁到云南省昆明市，在那里一干就是侣年。先是在昆明市延安医院，后到昆明市中医医院任内科主任，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又回到上海。尽管南迁北归变化多端，但先生紧紧抓住中医临床不放，走到哪里学到哪里，积累起丰富的临床经验，说明业务的成熟离不开艰难曲折的实践锻炼和考验。
回到上海，他继续接受锻炼和考验。云鹏医师在识病治病过程中，主张整体出发、多项辨证，明析标本、分清缓急，坚定果断、机动灵活的原则。他对热病、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脂血症、中风等症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与用药新招；对治疗乙肝、脂肪肝、肝硬化、肝癌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颇具特色。辨证深思明鉴，用药广取巧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自成一体。治疑难杂症，先生总的思路是着眼全局、调理脏腑、分清虚实、标本兼顾、抓住难点、综合施治。善用虫类药及补肾温阳，巧用攻下法及清热解毒，拯救危急，屡见功效。
1987年从云南辗转回到上海，不久即遇到“甲肝”大流行。他与市中医文献馆的领导和同道一起开设防治“甲肝”的门诊，同时参与制订了中医防治“甲肝”的方案，下发到各基层和医疗、防治机构参照执行，为最终抑制和战胜“甲肝”尽了一份力。
2．温病伤寒应统一．疫病证治求共性
云鹏先生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融合论。他认为，《伤寒论》是温病学说的基础，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是受《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启发。如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仲景指出了“口渴”是伤寒与温病辨证眼目，口不渴是伤寒，口渴为温病，这有指导意义。《伤寒论》对温病方剂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如白虎汤化裁为化斑汤，承气汤衍变为增液承气汤、牛黄承气汤，炙甘草汤增损变化为加减复脉汤等等。云鹏先生认为，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发展和补充。在病因方面创立新感与伏邪之说，明确疫证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在辨证方面，提出热入营血，邪入心包的证候，对湿温病有独到见解；在治疗方面，运用清营汤和芳香开窍药，重视滋阴增液、防止津伤。这些能补充《伤寒论》的欠缺。因此，他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融化、综合运用，两派医家应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他在临床实践中将体温在38℃以上的100例患者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初步提出急性热病五期八类辨证纲领，在临床上遵循运用。先生认为，热病由表入里，则不必分为伤寒与温病。
先生非常注重结合现实生活中一些新发生的流行疾病，提出新的学术观点进行探讨。他将近年来发生的“非典”、“禽流感”、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统称为疫病，提出了疫病证治共性的学术观点，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为准则，从证候学研究出发，探讨疾病的属性、病位、传变，以及发生、发展、治疗、预后等规律。提出了疫病四期十八证的分类，归纳疫病证治共性观的五个要点，即四时用药需变化，重用清热解毒之品是要着，掌握辨证论治是根本，抓住气分环节大胆治疗是上策，摆正祛邪与扶正关系是关键。
3．从整体审察出发．须统抽优花选择
张云鹏先生非常注重系统科学的发展及其与中医学理论的相关性，认为系统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整体性”、“巨系统”、“多层次观念”、“加和性和非加和性”、“综合性原则”等等，与祖国医学中的“整体观念”、“天人相应”、“三因论”、“脏象论”、“元气学说”、“辨
证论治”等观点相似及相近，因此他撰写并发表“中医学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总趋势相适应”的文章。还和有关专家协作进行日全食对人体影响的观察研究，负责观察日全食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心电图、血压、症状的变化、影响，此项研究获得了科研奖。他从系统论的观念出发主张多元辨证，提出从多层次、多侧面、多因素、多变量、多方位来考虑疾病的始因与变化，进行辨人、辨时、辨地、辨病位、辨病因、辨病态、辨病机，从整体出发全面审察，统筹考虑优化选择，不能执一而论失之偏颇，采用综合的原则去认识、分析、处理疾病。如曾治一风湿性心脏病伴心肾衰竭，属绝病类的心绝、肾绝，先生急施予扶正与祛邪相兼、理气与化瘀并举，最终挽救生命于顷刻。
先生在实践中总结的学术观点是：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他认为邪去则正乃安，如“甲肝”治疗要着眼于消除疫毒、疏理肝胆。急性期以祛邪泄热为主，稳定期以调整机体为主。祛邪不要太猛，扶正不宜蛮补。他以上述方法治“甲肝”240例，临床治愈率达到96．7％。先生认为“驱邪为先、先治其实”，并不意味不要扶正。如治一位肺炎患者，先予麻杏石甘汤治疗，患者服后症状有好转，但面色苍白，汗出较多，脉细无力，表现为阳气不足。继用麻杏石甘汤加附子治疗，果然效果显著。又如肝硬化后期，病人可能出现肝功能损害、门脉高压症、腹水和多系统受累的各种表现。张云鹏医师主张治疗上要攻法与补法相结合，内服与外治相结合。病至后期急拟宽中行气、峻下逐水为主，佐以补肾活血逐瘀，分清主次先后，做到攻补有序。
4．瓣证思路宜灵活，遣方用药囊妙境
(1)调节人体阴阳——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云鹏先生认为治疗高血压病以滋阴、平肝、熄风、降火为主。滋阴养阴品可贯穿治疗该病的全过程，如龟板、女贞子、熟地、黑芝麻、白芍等。平肝熄风、降火之药可见效于一时，但要注意苦寒伤胃之弊，不宜长期服用，如龙胆草、黄芩、山栀。阴阳两虚偏于阳虚者，温阳药亦可用，如附子。水气泛滥亦可用真武汤之类。治疗高血压病总的原则是要从调节人体阴阳，促使恢复自然调节功能为出发点。
(2)以补肾养心为先——治疗冠心病的经验。云鹏先生认为，冠心病是以饮食、情绪、寒邪为诱因，心肾肝脾四脏功能低下为本，痰凝、气滞、血瘀、郁热、毒邪为标，心脏为发病场所，肾虚为发病基础，故治以补肾养心为先，补气与活血并用，补中寓通、通中寓补，通补兼施，相辅相成，才能气助血行，瘀去脉利。冠心病有不少病人伴情志不遂，临床表现为胸中闷痛、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肝气郁结等，因此在治疗中加强疏肝解郁常获良效。先生认为，治疗冠心病要从全方位、多因素考虑，不单纯治其心，而是推求其本，审证求因，有治肾治心治肝之别，治寒治热之分，用药恰到好处，方能见其功用。
(3)解毒调控免疫～治疗乙型病毒性肝炎的经验。云鹏先生主张治“乙肝”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消除病毒与调控免疫相结合。认为“乙肝”是疫毒内伏、肝失疏泄、肝络不和、正气受损为基本病机，是由实致虚、虚中夹实、虚实错杂的多脏器疾病，主张清补兼施，清中寓补，补中有散，达到抑制乙肝病毒的繁殖，调控免疫的目的。
(4)扶正逐水、理气化瘀——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经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