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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简介】萧龙友(1870．2—1960．10)，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四川省三台县人。解放后，曾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院长、顾问，中央卫生部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华北区特邀代表，北京市中医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中西医交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中央人民医院顾问，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萧龙友先生自幼诵习诗书，打下了牢固的文、史、哲基础，后入成都书院学习，得以涉猎中医书籍。1892年。萧龙友先生同陈蕴生用中草药救治川中霍乱，疗效很好，声誉鹊起。27岁时萧龙友先生考中丁酉科拔贡，入北京充任八旗教习，后被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1914年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被当时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从官之余行医治病，颇受患者欢迎。
漫漫求索岐黄路
萧龙友先生本名方骏，字龙友，1870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雅安学署。萧龙友自幼天资聪颖，又承庭训极严，在青年时代求学于成都尊经书院期间，成绩优异，常常名列前茅。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他经常翻阅古医典籍，并到药店求教医药常识，也正是在这—时期，萧龙友的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四川省省会成都日死八干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挺身而出，年仅22岁的他，约同当地医生陈蕴生沿街巡治，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人称“万家生佛”，经此一事，萧龙友声誉鹊起。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萧龙友离开四川赴京朝考，获丁酉科拔贡，即以拔贡生考取南学教习，任八旗教习，后以知县分赴山东候补，历任嘉祥、钜野、淄博、济阳等地知县，后升知府。辛亥革命后，萧龙友先生于1914年由山东都督府奉调入京，任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实业债券局总办，国务院参事等职。萧龙友先生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场，却从未间断医学研究。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仅精研中国的医学经典，而且浏览了当时翻译过来的很多西医著作，在公务之余，经常给人看病，颇有疗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的官员即聘请萧龙友先生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他也因此取得了医师资格。
萧龙友数十年宦海浮沉，自感于国于民无益，更加坚定了他从医的决心。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萧龙友先生曾先后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当时的名流诊病。
1916年5月，袁世凯病危，其长子袁克定邀请萧龙友先生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龙友先生诊脉后，断定袁世凯的病为尿毒症，提笔开了处方，必须服药静养，但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却坚信西医，弟兄俩意见不合，袁世凯的妻妾十余人 也六神无主。延至6月6日，这个做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终于一命呜呼!事后，萧龙友先生对人说，袁世凯内外交困，活在举国上下一片的讨袁声中，而尿毒症又必须静养，但袁世凯当时的心情又怎能静得下来?他的死也是命中注定的。
1924年，孙中山因国家大计带病北上，病情日趋严重，请了众多医生均不能断其病由。后经友人介绍，请萧龙友先生前去为孙中山先生诊病。萧龙友为孙中山先生诊视后，断为病之根在肝，因知病已深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效，故未开具处方，如实向守候一旁的宋庆龄夫人告诉病情。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病理解剖，发现其“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证实了孙中山先生所患确系肝癌，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1929年1月，梁启超先生患病便血，事前曾赴协和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梁启超先生放心不下，驱车前往萧府求诊于萧龙友先生。切脉后，萧龙友对梁启超说：“阁下肾脏无病，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启超坚信西医，仍赴协和医院手术，果不出萧龙友所料，梁启超先生最终还是死于手术刀下。后经病理解剖，梁启超先生的肾完全健康。梁启超先生的公子梁思成教授于治丧时，在讣告后所撰的梁启超先生传略中，将治疗的全过程予以披露。
北京皇城根街陈同孙先生的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危急，很多医生感到束手无策，便请来萧龙友先生为之诊脉。尚未处方，这时陈同孙夫人的堂妹子正骑自行车下学归来，听说名医来看病，便顺便诊诊脉，说是月事一两个月没来了。萧先生给这位小姐把脉后，乘无旁人时，很轻声而又很肯定地对陈同孙先生说：“尊夫人的病，别看十分严重，包在我身上。只是小姐的病不大好治，恐怕过不了八月节……”陈同孙先生听了很吃惊，忙问为什么。萧大夫回答说：“治疗晚了，体内的瘀血，药力已经打不开了。”送走萧龙友，陈同孙先生半信半疑。一个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倒不要紧，一个尚骑着脚踏车上学，倒十分危险，这如何令人相信?精确的诊断等于科学的结论。当时说这话是端午节前后，不久就炎夏来临，到了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已是卧床不起的陈夫人经萧龙友多次诊治服药后，渐渐好了起来，而那位小姐却在暑假中日渐面黄肌瘦，秋季开学便病卧床头，果然在阴历八月上旬去世了。
由于萧龙友医道精妙，在古都北京，他的大名妇孺皆知，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和信赖，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冠。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南有陆渊雷，北有萧龙友。”连当时北京医院的德国医学博士狄博尔，对萧龙友的医术也相当看好，如遇到他们所谓的疑难杂症，总是要邀请萧大夫去他们医院会诊。在此之前，中医师能进入西医院会诊，尚无先例。
悠悠赤子中医情
萧龙友先生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医教育事业，积极主张中医办学校，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他说：“非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与临床互有经验，不易取得良好效用。”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他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解放以后，萧龙友先生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1954年，他以84岁高龄当选人大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1956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由于萧龙友学术名望颇高，在解放后当选为中国中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出任名誉院长、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中西医交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中央人民医院顾问，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作为一名中医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史无前例的。
稽古御今筑精诚
萧龙友先生虚怀若谷，从不故步自封，每每遇到自已没有见过或很陌生的病都建议病家去找别的医生。自己家人生病也不包揽，而是博采众医之长。在学术见解方面，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_派，其实我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他不仅重视广取古代医家的经验，他还与当时的医生交流学术意见。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他对西医也很信赖。他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行医时也经常找西医大夫会诊。
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固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只有诚其意，因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干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他经常为同学们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他还告诫学生。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他对“医者，意也”的解释，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二是“非徒持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
萧龙友先生主张四诊合参，重视辨证论治。他在新刻《三指禅》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日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欺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不仅详问病人的主、兼症，局部变化及全身情况，乃至患者禀赋强弱、习惯性情、籍贯嗜好等，往往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这样才能洞察病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再参照望、闻、切诊作出正确诊断，故奏效者居多，误诊者甚少。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冶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萧龙友先生临床擅长内、妇、儿科，尤其擅治老年慢性疾病。在调理虚证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一是善用育阴培本之法；二是重视疏理气机，调理患者的七情五志，补虚之剂中常加用合欢花、橘络等，以调其情志，舒其郁结；三是立法因人而异，强调不同年龄、不同的证候特征，治法应有不同。萧龙友先生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医”。他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方_中常常见到酒炒元胡索、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萧龙友先生还擅长应用鲜中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及不同证候选用。
深谙养生长寿翁
萧龙友先生于1960年，以91岁的高龄辞世。他的生活和饮食很有规律。他是四川人，早年食物偏辣，晚年逐渐减少，但在外面用饭，还是习惯到“川菜”的饭馆用餐。他的饮食无什么偏好，早餐固定是牛奶和甜味的糕点，正餐多以米饭为主食，菜则一荤一素，荤菜以少量的肉佐以多量的菜。他饮食偏好清淡，菜多肉少，不大喜欢鱼虾类的海产品。他喜欢酒，但从不过量，一年三季(春、夏、秋)饮用家中自酿的果子酒，这是一种分别用佛手、葡萄、桔子、苹果等水果浸泡而成的不同类型和口味的酒，冬季，他则饮用一小杯补酒，是用人参、鹿茸等名贵中药浸泡的白酒。“燕窝汤”、“蒸银耳羹”等食品是萧龙友先生晚年常用的补品，但从不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