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欢呼于各种致病基因被一一发现并测序时，英国医学协会警告“基因武器的问世将不会晚于2010年”；当专家预测合成生物技术将在能源、化学品、材料、疫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时，也坦陈人工合成的生物系统一旦逃逸到自然界，可能会引发生态灾难……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是否需要监管？如何提高科学家的自律意识和自我
管理能力？12月8日、9日，在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的
学术报告厅内，来自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科学家、管理专家和官员热烈讨论这些问题。
技术和监管两把双刃剑
来自英国皇家学会的杰弗里?史密斯第一个发言，他明确提出对于两用性研究，更多管理无助于解决问题。
中科院微生物所常务副所长黄力在其参加2005年国际生物安全论坛的小记里同样写到，“很多人对关于监督科学研究的讨论有明显抵触情绪，关于实施监督的任何具体想法都受到很大挑战”。
这或许能解释中国军控与裁军学会理事、北京山特思顾问中心的首席专家郭安凤所说的“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成型的公约或条例”。
但她认为，“生物技术是双刃剑，两用性研究的监管也是双刃剑。我们讨论的目的就是要在促进科学发展和防范科学技术的敌对应用之间尽量寻找一种平衡”。
生物安全发展中国家不能缺席
与以往的国际会议不同的是，这次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会。
“生物安全是全球的事情，但现在的主导言论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我们希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我们如果现在不积极参与，将来就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制定的条款。”黄力说。
郭安凤则表达得更为直接。她认为，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更为发达，他们也应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由他们来制定一个规则，使监管这把“双刃剑”给发展中国家的生命科学研究和成果应用带来更多限制。
她介绍道，两用性生命科学研究的监管机制与措施是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近几年我国在有关生物安全法律条例的修改或制订上还主要集中于实验室生物安全以及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发布于2004年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可能是最近几年颁布的与之联系最为紧密的规章制度，除此之外，我国新修订的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等都只作了原则规定。
但她认为，虽然介入较晚，但我国在生物安全政策研究领域发展较快。“如果在2003年以前召开这样的会议，国内大多数科学家可能会觉得很茫然，但现在有些人已经深入思考法律、伦理、文化建设等问题。”郭安凤说。
她表示，对于如何监管生命科学的两用性研究，每个国家不可能采取千篇一律的措施，各国应在国际共同原则的规范下研究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措施。
就我国而言，由于大部分研究课题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科研基金资助，科学研究从立项到最后文章发表、成果转让都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如果在时机成熟时借鉴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制定管理规范，在行业方面制定行为准则，两用性生命科学研究的监管问题有可能取得更快进展。
责任感是一种科学文化
“但前提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相关政府官员等要提高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郭安凤补充道。
这也是中科院微生物所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黄力说：“中国的科学家不仅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出成果，更要有种责任感。只有这样，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科学家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承认。责任感和反思意识是科学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次研讨会能促进我们科学文化的发展。”
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文化的精髓在于对自由探索的追求和对社会责任的不断反思。而目前国内从伦理道德层面来考虑生物安全的学者并不多。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她说，20世纪70年代，当基因工程技术出现时，有科学家立即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并呼吁大家引起注意，这体现了科学家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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