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其隆回县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926.6公斤，创下世界杂交水稻较大面积亩产最高纪录。
“超级杂交稻”这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亩产超万斤的荒谬年代。
当袁隆平的试验田达到新的丰产纪录时，人们已经不再只是山呼海啸的欢呼，而是多了几分质疑。这是难得的好事啊。怀疑精神，是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当其冲的疑问，当然是杂交与转基因育种之间似是而非的关系。这个问题极容易陷入政治的意气之争当中，转基因概念是一抹浆糊，不小心就会被贴上科学主义或伪科学的标签。本质上来说，转基因和杂交育种都是对水稻基因进行优化，让水稻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自然界也存在类似的基因组合和突变，但毫无疑问，这绝对是对自然界的人为干预。这肯定让你不爽，不过，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京巴的谄媚、吉娃娃的可爱、以及牧羊犬的灵性，那么，这种人工干预真的让人无法忍受吗？
区别还是有的。杂交育种一般只在种内进行，比如将野生稻和栽培稻杂交；而转基因育种多数是植入其他物种的特定基因。而且在转基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用到病毒或细菌的基因片段作为引路人。转基因技术的这一特性，无疑触动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物种禁忌。可是，长久以来，作为重要劳动力的骡子，不也是马和驴跨越物种藩篱的爱情结晶吗？
当然，骡子不能生育后代，杂交育种也容易在后代中出现性状分离，所以杂交水稻每年都得新购种子。而转基因植物在获得外来基因后，却很可能在后代中继续持有这一外来牌照，长此以往，后果难料啊。有人想，说不定这些基因不小心跳转到人体内，那可就麻烦了。道德的冲击和科学的未知，难免让反转基因人士戚戚然。
科学主义者觉得这种忧虑不可理喻。从理论上讲，这种危机完全不可能出现。于是希望普及科学知识，来普度众生。道理讲得不少，效果却不见得多好。为什么？本质上来说，转基因育种的社会接纳度，不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涉及到道德、人类自我认知等多个层面。在这些领域，科学不见得有多大的说服力。科学主义者如果能用体恤宽容之情稍微替代一些狂妄姿态，或许能够博得更多认同。
按照某种说法，真理和科学来不得半点含糊，所以我这样的和事佬，一不小心就会把两方都给开罪。但我还有更加大逆不道的观点，会开罪大多数人。
袁老在开始杂交水稻研究时，绝对想不到杂交水稻会有今日的风光。虽然他反复强调“良种良田良法”同样重要，但后两者却显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2005年开始的超级稻推广工程，希望在2010年让每亩地增产60千克。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便不借助良种推广，仅仅通过土壤质量和耕种
管理的改良，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有数据为证，同样的品种，中国的平均亩产量不足450千克，美国却能达到530千克。
可是，耕地改良和耕种方法的推广，投入既大、成绩难出、关注又少，即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要想真正得到足够的重视，恐怕还来日方长。
良种固然重要，但如果希望靠良种一己之力，来解决粮食危机，却是注定要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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