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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教授现在在国外，不便接受采访。”2013年5月6日，对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要求，施一公的秘书这样回答。
4月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名字相继出现在美国科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的名单中。作为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当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就在两年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增选中，施一公却“意外”落选“意外”，是当时很多媒体给出的说法。
落选国内院士、却当选美国双院士，施一公的经历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质疑和反思。“1997年以后，院士增选的情况一次比一次恶化。”75岁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建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不怕被“染得看不出颜色”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84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1990年赴美留学，36岁就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欣然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但我在普林斯顿还有个20人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他的实验室面积是全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也有人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5个月还做不完?”施一公委婉拒绝。2008年底，他正式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从环境、条件上讲，普林斯顿大学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讲，我确实没必要回清华，但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科研，更想做的是育人，培养一批人才。”
2007年，与施一公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理想的饶毅，放弃了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两人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舆论将他们与上世纪50年代为报效祖国而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相提并论。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本单位不见其踪影。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施一公与饶毅双双被推荐参选中科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饶毅被淘汰;施一公也止步于第二轮评审。饶毅说，院士增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对国内科学贡献大小，“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愤然表示今后不再参选。
对两人的落选，中科院回应，这跟国籍有关，院士候选人明确要求中国国籍，但在两人申报院士时，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饶毅则公开呼吁：“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施一公)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
时至今日，当舆论热议施一公当选美国双院士时，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没有必然的关联。
“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17世纪中叶，法国最早建立院士制度。此后，一些国家仿效成立了科学院，聘选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当时评选的是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25年后，1980年学部委员首次增选，之后一直停顿。直到1991年，增选开始正规化，每两年选一次。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中国工程院成立后，也开始增选院士。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00多人当选院士。
对于“院士”的质疑首次出现在2000年，而且质疑来自院士内部。这一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后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将全是高官和企业家。”
此后，和院士有关的新闻层出不穷。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遭6位教授联名举报抄袭，2010年院士候选人肖传国雇凶报复伤人……2011年，正值院士增选年，有关院士的新闻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工程管理学部部分，出现了多位在职或卸任的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包括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只有中石油原副总裁胡文瑞一人当选。
2011年7月9日，网络上一篇名为《中科院院士段振豪包养二奶，小三，小四，养私生女》的网帖，迅速将院士候选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推上了风口浪尖。发帖人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霞，并称掌握着他“以科研经费供情妇花销”的证据。2012年，段振豪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11年12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减害降焦”研究成果当选院士，遭到各方质疑，他也因此被网友称为“烟草院士”。随后百位院士请求重审谢剑平的资格，并联名要求他请辞，但都没能如愿。
自创立以来，中国的院士制度走过了60多年。这些围绕在“最高荣誉”周围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让很多人意识到，院士或许远不像真正的科学家追求的纯粹科学那样“纯”。
很多领导跑到院士家游说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医院看望侯学煜院士。因为病房里没有床位，这位70多岁的老科学家只好住在楼道里。出了医院大门，钱正英感叹：“为什么侯先生住不进病房，更住不到一个人的病房，因为他的床头写着：副司局级。”侯学煜当过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研究所是正司局级单位，他是副司局级干部。后来，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汇报，由此确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副部级待遇”的发展衍化或许已经偏离了他们的初衷。可以走机场贵宾通道、可以住高干病房、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中科院研究员王扬宗看来，“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也已形成了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
有权力就难免滋生腐败。院士选举条例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会被取消资格，因此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以集体形式进行公关、拉票的现象颇为泛滥。陈建生院士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在院士增选阶段，很多单位领导亲自到他家里进行游说，有时还搞一些经济手段，“很多人还是我很熟的朋友”。
有院士还遇到过更隐晦的公关方法，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以考察咨询的名义邀请相关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据了解，每轮至多60位院士当选，但全国具有初评资格的行政部门就有100多家，平均一个候选人耗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不等。
“这是给我们的脸上抹黑，”陈建生也很无奈，“院士增选本来是由院士或部门推荐，不是申请制。1997年，求情、送礼、拉关系这种恶习就相当泛滥了。甚至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年想当院士，请你来推荐我。"”
陈建生还告诉记者，院士在评审会上的发言本来是保密的，但这些发言很快就流传到社会上。“当事人知道了，"哦，你这个院士跟我过不去"，就开始做工作。我们的保密工作始终做不好，导致院士不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我相信是一种社会风气所致。”
官本位化的产物 200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关注院士制度，“起初是因为看到增选的院士没出什么成绩。”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已有663名。顾海兵说，与院士人数猛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负增长态势。
对于院士所代表的“最高学术称号和荣誉”，顾海兵的评价是“贻害无穷”。“首先，由于"最高"的存在，一个普通教授无法和院士展开平等的学术竞争，这是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破坏。其二，院士在学术界拥有最高地位，却缺乏监管，导致作假等事件层出不穷。其三，为了"最高荣誉"，各地、各部门对院士的攀比乐此不疲，不但导致院士规模的膨胀，而且使得院士增选成为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高的运动。最后，"最高"二字使得院士走上神坛，让全社会顶礼膜拜。这一点，从各地给予院士的待遇上就可见一斑。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100万元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这使得院士群体被异化脱离科研创新的本质，越来越趋向功利化。”
在研究了多个国家的院士制度后，顾海兵发现，“在绝大多数科技发达国家，只有科学学会与科学学会会员。即便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也只是一种称谓，仅代表学术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
相比之下，我国的院士制度则是官本位化的产物，而院士增选也成为行政渗透的重要途径。他告诉记者：“两院不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因此无法避免与其他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关联。高官、高管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行政色彩浓厚的院士增选中具备天然的优势。并且，高官、高管当选院士，也很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因此，院士增选从一开始，就没有与行政权力划清界限。行政权力渗入学术界，带来的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
院士制度改革已成为热点话题。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提出院士应该“去官员化”，同时建议明确院士是终身荣誉而非“终身能力”和“终身职务”。顾海兵的建议则更简单，“暂停院士增选10到20年”。“现在每次选完之后，选上的人大家不认可，没选上的大家更加有意见。暂停增选，大家都冷静一下，一门心思搞学术。”
2010年，施一公曾说过：“学术界的潜规则在实质上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2012年，他又公开表示：“制度法规是由人执行的，一群人在一起便有了一种文化。文化出了问题，再好、再完美的体制法规也无济于事。”而今，在关于他的新闻被热炒之时，这位一向敢说敢做的科学家却三缄其口。
今年又是两院院士增选年，施一公早已恢复中国国籍，如果两年前仅仅是因国籍问题落选，今年他的名字或许能出现在最终名单中。但对院士制度的探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学术头衔不应终身化院士制度改革呼唤顶层设计
院士话题隔三差五地就会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什么院士抄袭、烟草院士罢免、准院士贪污、院士走穴等轮番上演。其中，每两年媒体就会炒作出一出固定戏码：院士增选媒体秀。从年初发出增选通知，年中公布初选名单，再到年末确定最终人选，一波三折的三幕剧在媒体的主导下，各种内幕被曝光，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近日，随着院士初选名单的公布，人们注意到，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再次赫然在列，这已是他第二次向院士头衔发起冲击，所不同的是，今年他已头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光环。不论冲击的结果如何，这都将成为增选媒体秀的重要看点。
现行制度运行成本不能承受
施一公能否当选，这个谜底要到年底才能揭晓。但“施一公如若当选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顾海滨教授现在就能给出答案。在这位从事院士制度研究十多年的专家看来，无论是施一公还是其他人当选都宣布该人获得了“最高学术称号”和“终身荣誉”，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将因此得到提高。首先，各级津贴将增加，医疗条件甚至可提高至“副部级”待遇。如果他愿意，可轻松获得十个各类头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求才若渴的单位和地方送上门来的车子、房子和上百万元的票子。但“这对中国科技创新是福还是祸呢？”这是顾海滨提出的问题。
对顾海滨上述答案和描述，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原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主任樊洪业就认为，我们的科技专家摆脱“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日子没几天，现在当选院士后，待遇提高了，这是应该的，我们要乐见其成。
顾海滨当然也不反对提高科学家的待遇，因为这体现了他们应得到的社会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当前的院士制度运行成本太高，一方面由于院士头衔是稀缺资源。为得到该资源，一些人使用拉票、贿选等手段，使增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学术、科研能力和学术道德为最主要标准的初衷，造成了事实上的“逆向淘汰”，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科技创新，这也是施一公上次落选院士引发社会热议的根本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院士享有参与科研投入决策、科研项目分配以及科技成果评定等大权；但是受各种利益和复杂关系的影响，他们的权力会被滥用，导致科研资金使用的低效，不仅败坏学术风气，而且危害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代价。
把院士请下神坛回归理性定位
院士制度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顾海滨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他在专题研究报告中提出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上中下三策。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观点概括起来，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把院士请下“神坛”，使其回到应有的位置。世界上除了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外就没有中国意义上的“院士”。比如，虽然有人把美国的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翻译成美国国家科学院，但真正对其熟悉和了解的人会倾向于叫它“美国国家科学学会”。这不只是名称上的差异，其实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与中国的“两院”和院士相比，成功入列美国国家科学学会的会员群体，既不代表实现了最高学术成就，也不意味着拥有了终身的荣誉头衔。由此就决定了他们的会员不仅没有各种各样的津贴，反而还要定期交纳会费，更没有参与科研投入决策、项目分配以及科技成果评定等大权，所以也就没有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而我们那些几乎无所不能的院士需要回归其本来的定位，因此建议如果仍然保留“院士”称谓不变，也要改变其“最高学术称号”的定位，取消“荣誉终身制”。
二是取消附加在院士头衔上的各种相关利益。例如取消津贴，必须缴纳会费；学会会员不担任政府职务，去行政化，不介入政府决策过程。只有当院士回归为普通会员，而不是充当被“高捧在天”的“万能人”角色，才能真正静下心来花时间花精力搞科研，而不是疲于应付各种名目的“考察”、“颁奖”和“座谈”。
三是进行相关包括科技评价、科研投入制度在内的配套改革。在现有体制下，院士以自己的科研为基础，在推动了国家科技创新的同时，深度参与了非专业性的、非学术化的科研决策工作，特别是科研资金的投入、科研项目的分配工作，成为相关地方和单位公关和利用的对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相关领域改革的滞后，因此院士制度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有相关领域改革相配套。
上述观点，引起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史专家王扬宗的共鸣，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后，虽然进行了科技体制改革,但科研经费的分配、科技成果评审、科技奖励、科研项目申请等，都没有严格而明确的规范。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院士承担了替代性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行政领导往往会把院士抬出来，组织他们进行经费分配、奖金评审的工作，以显示资源划分的合法性。院士填补了规范化的缺失，但自身权力却变得膨胀起来，没有明确规则的时候，潜规则就大行其道，部分院士成了科技界官僚的利益共同体。
落实有效改革举措比确立原则更重要
配套改革的滞后当然有其历史原因。当前的院士制度建立之时，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专利制度、版权制度、科技奖励制度、学会制度等激励、保护和促进创新的基本制度都在建立之中。涉及科研经费分配、科技成果评审、科技奖励、科研项目申请等问题缺乏相关规范。所以，院士被赋予了其原不该有的权力，也负了不该负的责任。在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上述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在逐步推进，这也为院士制度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就世界范围而言，院士制度诞生以来，改革就是主旋律。比如，意识到会员老龄化问题之后，法国于2000年至2002年取消了法国科学学会通讯会员的增选，俄罗斯也将目光更多的投向青年科学家，设立各项青年科学家奖项。近年来，我国的院士制度也在不断地改良，例如提高投票数额的科学性，治理增选背后的猫腻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传递出改革院士制度的强烈信号。在2012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确立了“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与荣誉性，不与利益挂钩；坚持院士增选工作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等原则，为相关改革定调。知易行难，确立原则容易，拿出落实贯彻原则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才是改革成功的难点和关键所在。我们深信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不会让公众失望。（文 心 张梦瑶）
改革须亮剑精神
今天，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正面对一场空前深刻的新科技革命，量子时代、移动互联时代、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时代、全民创造时代，等等。人们尽力用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个似乎初见端倪却又朦胧渺远的新时代。怎么描述其实不那么重要，关键的是要千方百计抓住它、利用它来放飞我们的“中国梦”，而错失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代价。因此，深刻检讨我们科技创新体系面临的问题，并探寻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此背景下，我们把目光瞄准了“院士”和院士制度。正如必须肯定发轫于欧洲文艺复兴的院士制度被引进之后，为国家科技振兴和奋起直追做出历史性贡献一样，我们也必须勇敢承认当前院士制度阻碍科技进步的各种弊端，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制度变革考验的不仅是高超的制度设计智慧，更是一往无前的“亮剑精神”。如果说我们的改革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民族史诗剧，那么我们期待院士制度改革成为剧中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张保淑）
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院士的发端和引入
“院士”来自英文“academician”，它实际是指“academy的成员”，或“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的人”。由于任何一个学术团体都可以称自己为Academy，所以“academician”这个称呼本身并没有很高地位，它可以用来称呼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或任何一个专业性的“Academy”成员。据说把“academician”翻译成“院士”的人是傅斯年，他将西方的“学院”（academy）与东方的“士”结合起来。
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国家科学院是建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最初只有12名成员。由于获得了英王查尔斯二世颁发的宪章而成为了“皇家学会”，亦称“伦敦皇家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
中国的国家级科学院于1928年由国民政府建立，称为“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20年后，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这些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3组。
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新中国于1954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设数理及化学学部、生物学地学学部、技术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4个学部，并评定了“学部委员”。
1980年，国家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有283人在这一年成为新学部委员。由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1977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后者不选举学部委员。这相当于在中国取消了文科院士。学部委员新增加的283人全部是自然科学家。再加上前两届尚存的117名老学部委员（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1980年，中国共有学部委员400名。
1990年11月，国务院决定从第二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增选学部委员工作。次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出了210名学部委员，除去自然减员和其他原因减员，1991年中科院学部委员总数为528人。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
199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一个月后，中科院选举出59名院士，院士总人数为545人。1994年中国科学院第七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每届增选不超过60名。
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产生第一批96名院士，其中30人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其余为新成员。第二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新院士，一年左右时间，人数增长了220%，总数达到309人。1996年，中国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会通过决议，每届增选不超过120名。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院士总数达到439人。1999年，中国工程院进行第三次院士增选，院士总数达547人。截至2011年中科院院士已增至727人，工程院院士增到783人，共计1510人。（珏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