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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位普通顾客在超市货柜前挑选食用油时，即使不是特别突出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往往也会瞬间使他心里产生紧张和抗拒。
即使科学讲座、电视辩论甚至是百人千人的“试吃”活动并不算少，却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减少普通公众对“转基因”的抵触。
抵触某种程度来源于一种很有趣的人类自然心理反应。它被称为“技术恐惧症”，表现为对变革式新技术的本能抵触，尤其是这种变革可能对个人身体健康和人们生活环境构成冲击之时。
这也正是为什么“转基因”技术和气候变化几乎成了媒体中涉及科技报道的主战场的原因。
虽然这种恐惧针对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并非科学本身，不过对特定技术的恐惧，几乎都会波及支撑该技术的科学。
例如，“反转人士”、新华社著名记者熊蕾女士的观点是，她并不反对转基因的科学研究，只是反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应用。潜台词是，她反对技术应用，但不反对科学探索。
其实，“转基因”技术最初就是应用于科学研究本身的，后来才应用于农业生产、药物治疗和其他一些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领域。并且，这种应用也是通过科学层面实证和检验过的。另外，获得最终应用也是科学研究活动重要的属性之一。
由此，公众眼中的“转基因”，某种程度上既是科学，又是技术，二者难以被简单地割裂。
当技术恐惧遇上科学与技术的混合体，沟通就变得困难起来。如果交流不畅，对技术的恐惧最终会变成对科学的反感。
技术恐惧症由来已久，几乎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全过程。被烧死的布鲁诺、被捣毁的纺织机和活字印刷机，都是对改变人们重大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技术恐惧的集中爆发。
“转基因”恐惧，人工智能恐惧，核恐惧，纳米恐惧正是对技术未来发展的不可预见和无助，使得技术恐惧症相互传染蔓延，相互独立的团体间往往相互影响。
例如，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政策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众更愿意看到别人对该技术不确定的抵制，而不是赞同。政府间也互为参照，结果是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并未在有直接证据的前提下纷纷禁止一些原本批准的“转基因”商业化行为。
然而，技术恐惧并非要被打入被批判的行列。相反，技术恐惧仍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纠错工程和让科学从业者停下来思考的积极一面。
科学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想要获得支持，并从科学角度和公众方面获得认同，就要积极认识到技术恐惧的自然属性。
从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大量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日复一日的与之为伍，必然会对技术恐惧产生免疫。他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就如同“转基因”专家必须放下身段，用如“核威胁”的思维方式，去和公众进行“转基因”的交流一样。
其次，出于对技术恐惧本身的理解，对公众相关知识的普及，需要设计温暖的、界面友好的、形象的、打消心理恐惧的模型和工具进行互动。
另外，技术发展的透明和民主，能让恐惧心理有充分的释放和疏导，发挥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作用。
如共识会议、方案设计工作室、市民参与委员会等，都是取得一定好评的方法。其中，共识会议由专家提出议题，进行系统讲解，并让公众代表参加信息收集、整理和讨论，变被动为主动。最终发表双方认可的共识宣言。
而公众代表的意见和观点，将对普通公众的技术恐惧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使沟通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