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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研的意义也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加以更多解释。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会降低甚至失去科研的意义，决定科研义的是要看研究是否能服务于大众和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品质。
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发布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确定曹操家族DNA，证实曹操并非汉相曹参后代，同时推翻了曹操为夏侯氏抱养而来的说法。相关论文于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人类遗传学报》上发表，并已得到国际认可。
对于此次研究的意义，复旦课题组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把遗传基因研究精确到家族，是在没有古人检测样本的情况下根据对后人的研究，推测出古代家族的基因。下一步复旦课题组还有更为庞大的计划，从三个层面立体地来做研究，一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二是中华家族史，三是历史人物，如孔子及其后人、尧舜禹、黄帝、炎帝是真实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如此，中国的政治史也会因此大大地往前推进。
这一庞大研究计划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实施时需要尽量做到一些避嫌和解释。例如，这一计划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祖宗而需要从基因检测上来认祖归宗。因为无论按历史还是文化记载，所有中国人都是尧舜禹的后代，如果没有祖宗自信，为何要从基因层面来寻根溯源，就像现实的个体亲子鉴定一样，需要从生物学上来认定自己的祖先是否为尧舜禹。
另一方面，这个庞大的研究必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研究结果表明的确有像曹操家族DNA基因一样的尧舜禹，因此，所有中国人都心安理得，并且会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们就是尧舜禹的后代。如果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尧舜禹基因的存在，那么所有中国人是不是就成了没有祖先的孤儿。不过，问题的本质在于，做不做尧舜禹基因的研究，中国人不都是作为尧舜禹的后代而生存、繁衍和生息么？有谁会怀疑中国人身份呢？
此外，对于科研的意义也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加以更多解释。近日访华的法国图卢兹大学名誉校长伯纳德 贝洛克对科研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他认为，科技和人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技要为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品质服务，科学精神应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把蜡烛研究得再透彻也不可能发明出手电筒，要将更多的耐心和人文思考投入到科研中。
贝洛克提出的科技的人文精神就是要使研究结果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寻找和研究名人的基因可以达到通过现代人的基因反推历史著名人物的目的，这当然是一种为人的服务，即进行这一家族的个体识别。不过，这种意义应当有别于2004年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布赖恩 赛克斯成立的“牛津祖先”公司为人们检测基因。他们提供的基因检测就是确认一些现代人是否有成吉思汗的DNA成分并以此确认为成吉之汗之后，这至多是让一些人满足自己是王室之胄的好奇心和虚荣心，并让一些饭店和商店达到促销的目的。
比较起来，利用基因检测和遗传学原理为人们服务还有更重要和更多的实际内容。现实生活中的亲子鉴定就是一项为广泛的群体服务的基因检测技术，通过这样的服务可以确认亲权、各种法律关系，如婚姻关系以及财产和继承等。基因检测的研究的更大的应用还在于现实生活中庞多大的个体身份识别，如生物身份和保密、对犯罪嫌疑人的确认等。其中，建立罪犯DNA库和对比鉴识体系就是一种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研究和工作。
不过，如果能比较一下不同研究人员在基因和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就可以看到，科技与人文精神结合的差异。
基因研究的重要意义当然是探索生命奥秘，促进人的健康和治疗疾病，甚至包括延长人类的寿命。同样是对于名人基因的研究，有人认为存在丘吉尔基因，因为与蒙哥马利的从不喝酒，也不抽烟，睡眠充足，所以100%的健康相比，丘吉尔喝酒很多，睡觉很少，并且一根接一根地抽雪茄，却200%的健康。
尽管人们怀疑有这样的基因以及遗传的存在，但是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还是在寻找这类基因而且正在取得进展。同样，对于基因检测的更为重要的应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也研究和发布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癌症相关基因变异数据库，从而使得临床人员对不同的癌症治疗有了更好的针对性。例如，同为肺癌，由于基因型不同，需要使用不同的化疗药物，才能获得较好疗效。
从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目标出发，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在跟进。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也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鉴别出了我国汉族人群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的两个全新易感基因，为治疗乙肝大国的众多乙肝人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会降低甚至失去科研的意义，决定科研义的是要看研究是否能服务于大众和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