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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伍德罗·克拉克： 下一站：绿色工业革命

　　◆50年前，作为海洋生物学家的卡森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先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去50年环保运动的进程，又该怎样面对未来的环境保护事业？就此，本报采访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的伍德罗·克拉克博士。 本报记者 田晓玲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没有鸟儿飞来报春；清晨早起，原来到处可以听到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有异常的寂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沉寂了，鸟儿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美丽和乐趣也在消失，这些变化来得如此迅速而悄然，以至在那些尚未受到影响地区的人们还未注意到这些变化。”

　　这是整整半个世纪前，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在她那本《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所描述的情景。

　　50年前，人类依然沉浸在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中，以“控制自然”的姿态大步向前，“环境保护”之类的字眼根本不可能进入公众的视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作为海洋生物学家的卡森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于1962年9月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农药的广泛使用给大自然所带来的危害加以揭露，从而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先声。

　　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寂静的春天》所挑战的不仅是当时进步乐观的社会主流思想，还挑战了当时的工业利益集团，卡森曾因此受到多方的强烈攻击，那些化学工业利益集团的专家们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曾经在《纽约客》杂志上发难，指责卡森是“歇斯底里的病人”，是“极端主义分子”。尽管如此，《寂静的春天》出版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越来越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共鸣。该书出版的当年，美国各州就提出了四十多个限制使用杀虫剂的立法提案。该书曾经连续31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当该书发行达到50万册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卡森做了一档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多次讲演中提到卡森的环保思想。卡森所倡导的环保意识，直接促成了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成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更是把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提并论，认为这两本书才是真正改变美国社会的伟大书籍。

　　50年过去，人们今天重读《寂静的春天》，回顾当年环境保护运动的启程，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观念先于行动、观念本身即是一种行动的意义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尽管环保意识在今天已经在全球深入人心，但是，环境保护的内容在今天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卡森当年所描述的人类所谓“控制自然”的“愚蠢的提法”，今天依然随处可见。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过去50年环保运动的进程，又该怎样面对未来的环境保护事业？就此，本报采访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要成员之一的伍德罗·克拉克（Woodrow Clark）博士。克拉克博士长期投身于能源与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曾参与IPCC第三次气候变迁评估报告的撰写，并且因为这个报告，于2007年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起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奖。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文章，并且担任过美国加州州长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再生能源特别顾问。

《寂静的春天》树立起了关注环境的一个榜样 　　文汇报：半个世纪前的1962年9月，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唤醒了人们对于保护大自然的关注，同时也遭遇到巨大的抨击。作为过来人，您能否帮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境？卡森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这样一本书的？

　　克拉克：对于当时的情况，我个人所知可能也不那么完整，因为卡森女士写作这本书及后来出版的时候，我自己很小，还没有从公立学校毕业。就我所知，卡森是位自然历史学家，这本书涉及DDT和人类生命保护的主题，这一主题来自其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居住在波士顿的这位朋友目睹了无数鸟类死于那些试图用来杀死蚊子而喷洒的DDT。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卡森女士的书在当时正确地促成了美国政府禁止使用DDT和其他化学杀虫剂，与此同时，该书也遭受了来自诸如孟山都公司、Velsicol公司以及Cyanami d公司等大型化工企业的攻击。类似的情形在今天的美国仍然发生着。在今天的美国，烟草业极力反对禁烟和高额税收，制药业则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的健康和医疗计划。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政客们、而不是科学家，对于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依然持否认态度。这样的情形，其实同半个世纪以前如出一辙。

　　文汇报：《寂静的春天》当年所极力反对的，是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在自然界的广泛使用。但是，与其并行不悖的“反《寂静的春天》运动”却认为，没有DDT的使用，人类的境遇会更加糟糕。事实上，50年后的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疟疾猖獗，就是没有广泛使用DDT的结果。您怎么看这样的争论？

　　克拉克：同今天人们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争论一样，类似的争论，包括之前提到的烟草业和制药业领域的争论，全都牵涉到政治；关键要看，那些反对《寂静的春天》的人，是从哪些公司获得资金支持的。类似的案例不计其数。我非常深入地投身到了寻找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活动之中。我和美国肺脏协会(ALAC)加州董事会的人一起开会，很明显地看到了烟草业不断试图阻止我们在加州通过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美国至今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禁烟法规，直接根源之一就在于烟草业的阻挠。不过,公共场所禁烟计划却在加州的伯克利大获成功，并且从那里起步，如今已经成为加州的法规了。如今你在加州的任何一个机场降落，就会看到一条标语：“欢迎来到无烟的加州”。《寂静的春天》发动并树立起了一个类似的关注环境的榜样。

　　至于说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疟疾侵害，又该怎么对付呢？今天，人们实际上已经有了替代性和预防性药物，不仅可以用来保护人类，还可以用来保护人们所呼吸的空气。

　　文汇报：《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争论，其实涉及到人类的一个两难处境：如果没有化学药剂的帮助，就根本无法养活现今的人口；与此同时，污染也同样会毁灭人类。这是否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克拉克：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案了。回想50年前，化工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很多科学家都把《寂静的春天》看作是对他们的攻击。一旦要寻求变革，这类现象就会司空见惯。人们及其家庭、公司和各类组织都会千方百计维持现状。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其实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有利于环境改善，同时也会给研究、工作、事业、公司和金融等等带来全新的机会。问题在于，同气候变化的讨论一样，许多公司（及其雇员）认为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会损害就业、利润和未来。事实恰恰相反。从高科技到环境保护的各类发明创造，为人类带来了研究、工作和健康生活的全新机遇。

　　文汇报：卡森在世时做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讲，最后一次演讲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 Club of America）做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依您看来，我们现在正在变得更糟吗？

　　克拉克：就环境而言，我们今天已经够糟糕了。值得庆幸的是，全球社会变革以及美国国内的大选还是符合我们试图改善环境的愿望的，而不是使环境变得更糟。就当前的历史阶段而言，美国在绿色工业革命方面已经落伍，新近出版的拙著《全球能源创新》一书对这种绿色工业革命有所讨论。与之相比，韩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北欧，已经处在绿色工业革命之中。事实上，中国也正在大踏步地迈向绿色工业革命。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守株待兔，臆想一切都会好转起来

　　文汇报：《寂静的春天》出版至今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让您来简单回顾一下全球环境保护事业所经过的历程，您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克拉克：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其间的新技术包括印刷业、以水(以及随后的蒸汽)为动力的机车等等。第二次工业革命肇始于欧洲，从1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的今天，在此期间，化石燃料和核能成为驱动机器、家居和交通的能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早期，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刚刚结束，在此期间，人类开始远离化石燃料，转向太阳能和风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在这一阶段，人们所孜孜以求的控制和减轻气候变化的技术都是单个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我们很有必要将这些孤立的系统集成起来，将它们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出家旅行之中，以消除碳排放和废物污染。

　　这样的愿望引领我们走到现在。今天，欧盟和亚洲正处于绿色工业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将持续50-80年，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末。在此之后将会有另一场革命（到时很有可能不再是一场“工业”形态的革命了），世界将处在移动之中，这种移动并非通过旅行来达成的，相反，它将通过“云”或空间来达成。过去的两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一直在主导和控制着全球的金融、资本和经济，这一局面将会在眼前的绿色工业革命中面目全非，我另一本新书《下一轮经济学》（The Next Economics）将这种变化称作“社会资本主义”。

　　和《寂静的春天》所做的分析一样，在绿色工业革命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它同全球人们对环境的关切更直接相关。随着最近两次工业革命在经济学上的失败，赚钱和致富方式开始发生改变，2008年的全球经济崩溃就是一个例证。政府、工人和企业之间将会建立起更多的合作和建设性伙伴关系，以便使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得以逆转。《寂静的春天》已经设置了这样的目标和标准。

　　文汇报：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到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再到《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类似的畅销书都在阐述一个相同的观点：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不过，鉴于目前全球仍然有非常多的人口处于贫穷和饥饿之中，他们的发展空间又在哪里？

　　克拉克：化石能源甚至铀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但是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地热波浪发电等等，却是无限的。绿色工业革命提供了恰好相反的情形。在下一轮经济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会摆脱贫穷和饥饿，生存并得以发展。中国、巴西以及以往被称做“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国家就是这样的状况。

　　文汇报：由于《寂静的春天》一书，DDT最终于1972年在美国被禁止使用。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DDT在全球其他地方并没有马上被同样禁止使用。这对其他地方而言公平吗？

　　克拉克：就像我先前所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出在那些化学公司，当年这类公司绝大多数分布在美国和欧洲。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的反抗活动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类似的模式仍然存在。美国在DDT技术方面曾经居于领导者的地位，在1970年代早期，美国也同样领导了环境和水资源保护法的立法工作，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甚至出现了逆转。现在的领跑者是欧盟和亚洲。

　　文汇报：《寂静的春天》中提到的问题，其实也关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当消费者团结起来的时候，将是一股巨大力量，不过同利益集团相比，消费者的力量终究是弱小的，更加不利的是，公众的知识又是有限的，通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一般公众面对环境问题究竟该怎么应对？

　　克拉克：这正是我的新书《下一轮经济学》所关注的内容。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型，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包括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内的很多政治家，都错了。经济的构建是不能没有政府的。所谓“看不见的手”不可能一直起作用。此外，消费者有力量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守株待兔，臆想一切都会好转起来。卡森女士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民意调查来证明DDT是错误的，但是她掌握了科学证据并加以验证，然后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了政治家和决策者。

　　文汇报：当年，作为《寂静的春天》的强有力反对者，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模仿卡森的书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描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等病症，并详细描绘了杀虫剂禁止使用后出现的极大社会混乱。而今天，我们也知道，备受争议的转基因食品的背后，同样有着孟山都公司的身影。您怎么看垄断利益集团乃至意识形态的纷争介入到科技讨论之中的？

　　克拉克：这一问题之前也提到过了。它还表明，其他国家需要认真观察并且从美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例如，最近在美国，一些私人公司和个人向政党或谋求官职者提供捐赠。问题在于，这些富有的公司所关心的只是从他们的研究进展和开发的产品中赚钱。他们很少关心环境和人类的状况。这种糟糕的情形应该结束了。

绿色工业革命要远远胜过第三次工业革命

　　文汇报：除了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环境保护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寂静的春天》并不只是一部科普著作，而是卡森用了五六年时间精心研究写成的一部科学文献，其文献来源就多达54页。建立在坚实科学知识背景上的科普著作，才能到达更广泛的公众。就气候变化的知识普及而言，您认为什么时候能出现一本气候变化领域的《寂静的春天》？

　　克拉克：事实上，气候变化已经存在，甚至波及面更广。科学领域内的许多人，甚至那些身处科学领域之外的人（这些人更多的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美国），都知道气候变化的确存在，它对我们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显出来，比如更多的风暴造成生命损失，导致土地、水和空气遭受不可挽回的破坏。在美国之外，人们在出版和发表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文章。不过，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也将会惊醒过来的。

　　文汇报：不少人认为，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到了今天，还可能再出现一本书改变世界面貌的情形么？

　　克拉克：谁知道下一本书将是什么？说不定还是我的那本《下一轮经济学》呢，也很有可能是我正在写的有关绿色工业革命的一本书。

　　文汇报：有关气候变化，其实纷争也是相当激烈，一方说全球气候变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却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怎样向一般公众解释其中的疑难呢？

　　克拉克：其实，这两种关于全球变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一方面，全球变暖与全球变冷都是同时并在的，并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与其说是气候变暖或气候变冷，不如说是“气候变化”。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把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气候变化归因于人类自身。人类是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也正是因为地球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了气候的变化。16-18世纪，人们开始用火来烹饪、取暖，加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都造成了气候的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化在全球展开，加快了气候变化的速度，这种工业化以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一开始是煤炭，然后是迅速使用石油，现在又轮到天然气了。

　　过去的两个世纪，真正让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的程度，因为它从一地开始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在一个地区所出现的气候问题，比如运输带来的碳排放、工厂和建筑污染以及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等等导致的气候变化，随着大气和海洋的环流已经开始影响到其他地区，造成环境退化趋势不断蔓延。地球毕竟是圆的，尽管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说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的今天，气候正在急剧恶化，部分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在成长，而其中一些经济体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新兴”了，它们显然已经有了发达的技术和经济，同时开始对环境加以关切。然而，公众对于消耗能源的商品和服务仍旧保持着旺盛的需求——这些能源大部分是化石能源和核能。有关核能的讨论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但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福岛。

　　毫无疑问，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今天已经明白，相比化石能源，核能会更加危险，飓风或海啸等气候变化可以使核能毁灭整个世界。我们的孙辈以及出生在21世纪末的人们，将会面对更加恐怖的气候变化。

　　然而，日本和其他国家应该更了解这一危险。二战行将结束时，美国向日本两个主要城市投放了原子弹，教训是深刻的。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尤其是他们的大公司说服日本建造了核电站，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核电站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真正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核电废料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彻底加以解决过。对于这一问题，今天没有答案，接下来100年的研究也不可能给出答案。

　　如同他们在日本所做的那样，西方工业化国家把自己的技术推向新兴国家。要想逆转气候变化的趋势，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考虑上述这一因素。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要超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真正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找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

　　文汇报：您谈到中国在“跳跃式”（leapfrog）地推动环保事业，“跳跃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克拉克：我的新书《全球能源创新》介绍了“绿色工业革命”的急剧范式变化。绿色工业革命开始于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但在中国也显著出现了。事实上，中国已经领先，美国倒是落伍了。绿色工业革命要远远胜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后者被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前几年我本人）看做是只在欧盟出现，而没有在亚洲或美国发生。

　　绿色工业革命所要做的事情，中国已经开始在做了，当然，要做的还有很多，包括制定类似五年计划那样的政府计划，有重点，有可测量的标准、规范和要素；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这项计划之中——不是减税或退款，而是投资，特别是把资金投入到有利于环境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可持续性基础设施之中；为所有公民提供健康和医疗保健；满足包括教育、老龄化和退休在内的社会需求；开展新的金融业务，但是要让公众或政府参与其中，成为受托人、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管；强化执行环保法规；同世界其他地区保持接触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