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作为世界科学界的最高奖，每年都受到各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自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德国免疫学家Ｅｍｉｌ Ａｄｏｌｆｖｏｎ Ｂｅｈｒｉｎｇ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奖成果是血清疗法治疗白喉）以来，斗转星移，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已经渐渐被人淡忘。现在，大家的目光都聚在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
纵览诺奖百年历史，在物理、化学领域都记载着华裔科学家的功勋，然而在医学、生命科学领域，华人迄今无缘折桂。严格意义上讲，地地道道属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还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也许是最令我们心痛的地方。
中国人需要一次诺贝尔奖，不仅因为这是中国人历久弥坚的一种情结。诺贝尔奖在很大程度上更是象征着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科学的发展贡献程度，中国没理由缺席！我们应该反思，中国人无缘诺贝尔奖的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大陆本土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乃至物理奖、化学奖等其他科学奖项？
呼唤原始创新精神
诺贝尔奖看重的是该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所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因此，诺贝尔精神就是创新、求实和献身的精神。然而，中国的很多本土科学家可能恰恰就是缺乏这些精神。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
１０月１２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在《健康报》发表题为《
临床医学家要耐得住寂寞》的文章，谈今年诺贝尔奖授予临床医学家的启示，“这给临床医学家一个重要启示：要以事业为重，耐得住寂寞。”陈可冀说：“这一决定也激励了临床医学家加强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紧密合作，为救治病患，防治各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进行富有创新的工作。”陈院士还在文中讲到，幽门螺杆菌在我国及发展中国家人群中感染率高达５０％以上，因此，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启示：临床各学科常见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预防等不被看重，未被医学界关注，更未引起卫生和科技部门决策者的重视。“为鼓励临床医生创新，应从政策和立项上给临床医学研究以应有的垂注。”
众所周知，为了获得幽门螺杆菌致病的证据，澳大利亚科学家马歇尔曾喝下含有病菌的溶液进行试验，结果大病一场。《新华社》１０月３日在《平淡中的精彩——评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文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细节，“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人‘固执己见’的创新精神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理应赢得尊重。”
也有媒体指出，创新精神的缺乏是由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决定的。《羊城晚报》１０月７日刊发的《诺贝尔奖离中国究竟有多远》一文认为，要缩短与诺贝尔奖的距离，首先要改变压制人的应试教育。该文作者指出，“即使我国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获奖，但那也是在预做了大量高难度的习题后的结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创新思维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无法形成创新精神。正因为缺乏这种创新精神，中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由于缺少原始创新精神，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始终难有重大突破。近年来，中国许多科技成果在国际上虽也产生了不小影响，然而真正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仍然凤毛麟角。中国自然科学奖曾经连续四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六年空缺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科技体制的反思
《新京报》１０月８日发表了题为《诺贝尔奖再让我们反思科技创新体制》的文章，文章作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权力对科学的影响虽然不像从前那么明显，但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方法依然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占有相当的位置，由此也就形成了科技环境中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因为一旦失败，成果评价、科研经费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研究人员也就愈发不敢尝试，“科研中的原始性创新有赖于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
学术氛围以及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而诺奖恰恰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科技体制和科研政策中在这方面的缺陷。”
其实，早在２００２年，诺贝尔奖颁发以后，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自然》及《科学》杂志审稿人饶毅就在《南方周末》撰文，对中国的科技体制及文化进行了详细分析，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如：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中国科技决策过程，非科技领导有决策权，在重大问题上科技专家的影响却很有限。“中国普通的行政人员，在其他国家应该是给专业领导和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而在中国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中下级行政人员和作为国家栋梁的专家关系十分扭曲。”
《南方都市报》１０月５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奖总是触痛我们的神经》的文章，作者从重大科学成就的发现规律角度谈了我国的科技体制问题。作者认为，一种重大成果或真理（相对真理）刚开始时总是离经叛道，不合主流的，因此，任何事业的创新萌芽都应当受到尊重，最起码要得到宽容，应当让时间、更多的事实和实验来验证。文章谈到，相比于我国的体制，国外科学家的获奖和取得成果更多的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同样也可以说是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的结果。比如今年获得诺奖的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没有任何人下指令要让他们发表多少
论文，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否则就可能“衣食不保”。从沃伦１９７９年发现幽门螺杆菌到今年得诺奖，经过了整整２６年。而在我国恰恰相反，如果几年不出成果，发表论文数量不够，不仅有可能福利、待遇受影响，甚至连工作都不保。这就反映出我国当前科技评价体系和制度的不合理性。
据统计，历史上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大多数是年龄在２５～４５岁，平均峰值是３７岁。李政道教授当时只有３１岁，在历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他是第二位最年轻的。杨振宁当时也不过３６岁。这表明青年人的创造力是不容忽视。然而，由于科技体制及传统文化等因素，我国青年科学家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人微言轻，即使是已拥有很高学术头衔的科学家，因为年轻，在有资深科学家在场时发表意见也不得不小心谨慎。这种论资排辈、青年人不敢向老权威挑战的习惯，显然不利于科学家自由、创新精神的发挥。此外，受“学而优则仁”的影响，很多优秀青年科学家被推上
管理岗位，从此用于科研、指导学生或阅读科学文献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在富有创造性的年代脱离科研，意味着他们的科研生涯的提前结束。
一个十几亿人的民族，半个多世纪以来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其中一定有一些必然的东西甚至重大的失误，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即使不从“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角度，单从“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认真深入研究诺贝尔奖所显示的科学认识活动规律以及科学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我们一定会受益很多。假如反思、改进过后，中国的科技水平有了实质的提高，获得不获得诺贝尔奖反倒无所谓了。事实上，一切水到渠成，幸运之神也就会自然送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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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经济报2005年 第119期
作者：
本报记者 张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