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时刻，特别是当我想到那些在附近尿臭熏天、冰雪覆盖的地下通道里乞讨的养老金申领者和失业工人的时候，尤其感到如此……１１０美元买了一枝即将凋零的花是很贵，但是，如果这表示着对苏联的一种唾弃，对苏联传统制度的一种公开咒骂，那还是很便宜的。”虽然，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古怪的资本主义”，并对“?E0年改革派”及其改革的后果有着诸多的批评甚至揭露，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还是一目了然的。也许，这并不是国内的一些学者极力推荐这本书的目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想告诫中国的读者，我们该如何避免走向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糟糕的“坏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已历时２７年，这是一段并不算短的时间。２７年所赢得的发展成就以及所积累的愈来愈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几乎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河水已经越来越深，石头越来越难摸了，我们越来越需要理性地学习、借鉴、比较了。因此，关于“拉美化”的问题，关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转型的问题已经开始大量进入公众的视野。金雁、秦晖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则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个研究版本。这两本书都注意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并且也都做出了比较，那就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甚至有人说，今天中国刮起的“环保风暴”就是中国开始走上公民社会的表征，因为这场风暴的背后，有着ＮＧＯ的影子。去年１３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中央政府要求停止药品
招标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种表现？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中国的民间力量已经开始觉醒，并且有所表现。最典型的也许当属２００３年发生的“网上孙志刚事件”和“非典
疫情曝光”，还有去年的“银川出租车罢运”。毕竟，中国进步了。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漫长并且充满曲折的，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公民社会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缺少公民权利的基因。
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经济资源的社会化，而政治基础，则首先是让国民有思想的自由、说话的自由，不能永远“道路以目”。这再次让我想起少年时代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的两个小故事：一个说的是前苏联——有西方记者敏锐地注意到，苏联工厂的“主人”们，自己家里的灯泡坏了，一般不去排长队购买，而是把坏灯泡拿到厂里换下工厂里的好灯泡带回去。原来，高度计划经济的苏联也跟咱当年曾经流传过的一句笑话一样，可以“大家拿”。第二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捷克的工程师要求移民西方，有这样一段对话——警察问：“为什么要移民西方？是您对收入不满意吗？”“不，我对收入很满意。”工程师回答。“那么是对住房不满意？”“不，很满意。”“你还没有小轿车吗？”“不，我有一辆小轿车。”“那为什么还要……”“因为，在那边，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再次想起的这两个让我有着深刻记忆的小故事大约也可以佐证，俄国的转型为什么会走向寡头的、权贵的资本主义，而东欧诸国，尤其是捷克，为什么会走出一条“在起点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的令人羡慕的转型之路。“俄国私有化没有波兰、捷克等一些转轨国家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那些国家。”我认同这一判断。但有“某某新闻报道美国《国家利益》网上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充满仰慕，普京要建‘中国式’的俄罗斯。”真的吗？俄国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幼稚，可中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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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经济报2005年 第57期
作者：
马丁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