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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营销和带金销售一度被认为是跨国制药企业和国内企业在药品销售中的“分水岭”。然而，在近年来医疗行业的经济案件中，跨国企业却屡屡曝光。可见，在我国“医药尚未分开”的环境下，跨国药企也难免“南橘北枳”。网上披露的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负责人收受回扣事件中，阿斯利康等此次再次陷入“行贿门”就是一个例证。
跨国制药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不但享受着单独定价的“超国民待遇”，而且一直在医生和公众面前树立研发投入高、质量标准高、财务合规严格的模范形象。但随着全球经济的萎靡，各国都不同程度地缩减了医疗卫生支出，中国市场成了这些跨国企业的“救命稻草”，企业学术营销固然重要，但要想迅速拉升处方量，给回扣无疑比宣传研究数据见效更快。在中国药品销售的潜规则中，外企并非“净土”。
虽然国内企业的带金销售更为普遍，但在潜规则的竞争中还是要甘拜下风。首先，跨国企业的资金充裕，出手更大方。同一通用名的药品，原研药比仿制药的价格高出几十倍。外企的解释往往是研发费用高，但原研药已经享受了10年以上的市场独占期，从政策上已经弥补了研发的费用，从质量上说差异也没有那么大。
其次，跨国企业的产品形象好。医生开价格高的外资药不但可以讨好医院、科室，还能讨好患者，如果再有经济利益，就是“三赢”了。目前，我国的公立医疗机构取消“以药补医”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大部分医院还有15%的药品加成，开贵药加成高，医院的收入才能高。对患者来说，老百姓往往认为贵药就是好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环境中，患者花钱才能心安。
再者，跨国企业有资源优势。对于医生来说，经济利益固然重要，能力和声誉的提升也极有吸引力。跨国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加学术交流会、做报告，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的机会，这些显然比国内企业的手法“高端”不少。
基于上述原因，跨国企业在中国“屡碰红线”就不足为奇了。此次被举报的阿斯利康“涉案”已不是第一次。2006年就有媒体报道，该公司前员工爆料，公司一直委托独立调查公司开展市场调研项目，其项目的内容是发放调查问卷由医生填写，内容包括调查患者服药记录、疗效、满意度等内容，每调查1名患者医生可以获得一定费用。他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阿斯利康的两种拳头肿瘤药“瑞宁得”和“诺雷德”支付给医生市场调研费用高达200万元。此外，该公司还多次邀请处方量大的医生到国外“研讨”，目的地包括塞班、南非等。其他制药企业在这方面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在看似“三赢”的关系中，受害者也不少。首先是医疗行业和医务人员的形象受损，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医疗机构是公益性的，所以公众对医生受贿的容忍度要远低于对企业行贿的容忍度。其次是我国的医保制度，跨国企业贵药进入医保目录，然后再让医生大量处方，使得多地的医保资金非常紧张，影响了患者享受医保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的医药领域可以说已经走过了用市场换技术的时期，跨国企业仍享有如此特权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也不可能是市场秩序的“净化器”，这提示政府监管部门，净化医药购销领域的环境难度更大了，需要政府、司法机构、医院出重拳，守住公平的规则，才能有更好的监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