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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被称为避孕药之父的斯坦福大学荣誉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因癌症并发症在旧金山逝世。对于避孕药这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他在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中写道：「口服避孕药诞生于可能的最好的时机，成熟于最坏的时期。」
第一个口服避孕药 Enovid 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此时，化学革命席卷全球。在这个新药物和新疗法不断出新的全盛时期，制药公司、医学界、媒体和公众所看到的都是新发明和新发现所能带来的美好前景。
当时，人口爆炸使资源耗竭，性别差异带给女性不公待遇，这些原本从属于社会学范畴的问题，也开始被寄希望从医学上寻找解决之道。而避孕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克服重重阻碍应运而生。
避孕药从激素合成起步
对于口服避孕药的研究，并不是新鲜事。德国科学家阿道夫·布南特从数千升尿液中得到了雌激素及其它激素，并确定了雌二醇的结构。1939 年，他因这一成就被授予诺贝尔奖。
但是，当时，并未有人意识到能够靠雌二醇避孕，日后有不少制药企业试图直接制成可以服用的雌激素来避孕，但是要么效果不佳，要么副作用太大。因此，如美国 FDA 只批准雌激素用于治疗女性绝经引起的不良疾病，避孕并未能成为一个被认可的适应症。
后来才发现，仅靠雌激素是无法避孕的，避孕还需要一个关键的激素，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孕激素。
早在 20 世纪初，奥地利内分泌学家路德维希·哈勃兰特就通过对兔子的实验发现了由女性黄体分泌的孕激素黄体酮可以抑制排卵，他在论文中指出，孕激素黄体酮也许有潜在的避孕作用。但是，如果真要孕激素黄体酮发挥作用，就必须每天大量注射，这一方法当时并不具备实际应用价值。
当时的孕酮只能从动物体内提取，十分昂贵，价格当时可达 1000 美元 1 克。在 20 世纪 40 年代，孕酮的市场主要是在世界级的赛马育种方面，育种者通过给马匹注射孕酮来让马儿们优生优育。
1943 年，美国科学家卢瑟尔·马可发现了可替代的来源：山药。墨西哥有一种野生山药能提供大量的孕酮，这使得大量生产廉价避孕药成为显示。作为化学家，马可知道市场对于激素有大量的需求，看到这一商机之后，1944 年，他来到墨西哥，组建起新泰克斯公司，大量生产孕酮等激素，价格降低到 50 美元 / 克。由此带动了墨西哥的激素产业，墨西哥产山药成为了激素合成的重要原料。
二战结束后，美国制药业迅速发展。此时，卡尔·杰拉西加入了新泰克斯，来到墨西哥城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科研工作。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科学家并非科研新手，在来到新泰克斯之前，在著名的保健品生产企业如新集团工作时，他就研发过最早的抗组胺药之一——曲吡那敏，并申请了专利。
顶着光环到来的卡尔·杰拉西对于新泰克斯在孕激素上研究思路进行了调整，发现孕酮对于避孕有效果，但并不稳定。因此，卡尔·杰拉西决定开发一个孕酮的类似物来完善这一个药物有效性和可靠性，在他的领导下，仅三年时间，研究小组便成功的以薯蓣皂苷元为原料，优化了工艺，合成了炔诺酮。这是一个孕酮类似物，但与孕酮不同的是，它通过口服仍有很好的药效，最终成为第一个口服避孕药的组份之一。
卡尔·杰拉西的贡献使得新泰克斯在孕激素贸易中再次收益颇丰，公司就此满足于当一家原料药企业，仅仅从事激素生产和销售的贸易，并未意识到口服避孕药未来的巨大市场。
当女土豪遇上穷科学家
而此时，对避孕药感兴趣的不是制药公司，居然是女权主义者，1950 年，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开始关注避孕问题，她是一位刚刚继承了 600 多万美元的女富豪。
在 1950 年，桑格在一次宴会中遇到了科学家葛里高利·平卡斯，建议他研究激素避孕的课题，并为他申请了一笔经费。很快，平卡斯与他的学生，来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张民觉一起开始了研究，他们运用杰拉西的成果，证实孕酮对于女性排卵有着很好的抑制作用。
1953 年，桑格拉来了另一个女权主义金主凯瑟琳·麦克密克，共同资助平卡斯的研究，有了金主的支持，平卡斯邀请了另一个毕业于哈佛的医学专家罗克一起参与研究。
此时，希尔制药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治疗女性绝经相关疾病的药物，他们对平卡斯研究很感兴趣，并且决定资助他们。希尔制药深知避孕药的种种利弊，但是，激素有助于治疗女性绝经后的多种症状，先从这个适应症入手，可以让新药尽快上市。
通过之前的研究，平卡斯和他的团队认识到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协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最佳的避孕效果。雌激素的合成比较容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平卡斯的团队迅速选择了炔雌醇。对于孕激素，根据杰拉西的研究，希尔制药很快合成了异炔诺酮。将两者结合制成了 Enovid，该化合物甾体激素含量很高，动物实验效果很好。
激进临床试验冒险过关
1956 年，公司在波多黎各开展了相关的临床试验，为了实现最佳效果，平卡斯和他的团队选择了 10 毫克的 Enovid 为试验用药。
结果正如他所预料——没有一例意外妊娠。但是现场主持波多黎各试验的科学家艾迪瑞斯·雷向平卡斯发出警告，已经有 17% 的试验对象出现了恶眩晕、头痛、胃痛和呕吐等症状。认为 10 毫克剂量的 Enovid 可能导致太多的副作用，很难被广泛接受。
平卡斯并没有接受艾迪瑞斯·雷的警告。他坚持认为，在波士顿进行的研究中，并未显示出那么严重的副作用，而来自波多黎各的抱怨可能只是心理问题。此外，如恶心等副作用已经被确认为是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但与有效避孕带来的好处相比，这些不过是微小的代价。
即使是 3 名试验对象在试验进行期间的死亡也未能引起平卡斯的重视，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试验数据更漂亮，如何打消 FDA 对口服避孕药的疑虑，而尽快通过审批。
1959 年，希尔公司向 FDA 递交了 Enovid 用于避孕用途的上市申请。尽管舆论压力很大，但是 FDA 还是在 1960 年月 5 月 9 日给出了放行信号：「药物是否获得批准只应与其安全性相关，不应牵扯道德因素。」
科学和道德的双重考验
口服避孕药的问世使得传统社会道德观遭遇了极大的冲击。1958 年，罗马教廷宣布，使用雌激素治疗绝经相关疾病与教义不违背。这使研究者确信，教皇也可以接受避孕药的推广。可是让教会担心的是，避孕会让人更加放纵道德。
出于这种顾虑，1968 年，教皇传谕《人的生命》，明确反对使用避孕药。直到 21 世纪，罗马教廷对待避孕药具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
参与 Enovid 临床研究的罗克，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坚信美好的性生活是婚姻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参与了纪录片《避孕药》的拍摄，他提出的观点是，避孕药和女性的自然生理周期是一致的，因此使用避孕药和安全期避孕法一样，是无罪的。在教会被说服之前，罗克实际上在上世纪 60 年代成为了避孕药的形象代言人。
在道德考验之前，Enovid 也面临着严峻的科学考验，约 120 万美国女性热情地拥抱了这种可以让她们自主控制自己的生殖力的药物。但没过多久，副作用的报道频频出现。这些副作用已经不再是临床试验时出现的那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恶心和发胖。而是可能致命的血栓、肺气肿、脑卒中。
到 1962 年，希尔公司收集到了 Enovid 使用者发生血栓的 132 个案例，其中 11 例导致死亡。但希尔公司一直否认这些病例与口服避孕药有关。直到 1969 年，女记者芭芭拉·西曼关于口服避孕药安全问题的书《医生访谈录——避孕药》的出版，使得避孕药的副作用问题才得到广泛关注。
此后一系列议会听证会和 FDA 专家小组的调查表明，导致这些严重副作用的主要原因，正是以 Enovid 为代表的每一代复方口服避孕药中高剂量的雌激素。因此，日后很多新一代的口服避孕药都调整了剂量，从而避免了严重的不良反应。
由于 Enovid 获批了很多新适应症，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子宫内膜异位症、贫血、粉刺，甚至还被用来治疗贪食症。因此，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Enovid 作为第一代避孕药才退出了市场。
后记：
避孕药的问世在西方国家显著改变了性生活观念和女性角色。但是，参与避孕药研究的科学家们却未必都能获得荣誉。
Enovid 的严重不良反应让真正把避孕药推向市场的平卡斯、罗克以及张民觉未能获得任何荣誉，反而毁誉参半。
卡尔·杰拉西成为荣誉的收获者，1969 年，杰拉西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文章，探讨美国的避孕药研究可能带来的全球影响；1970 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提及研发男性口服避孕药的可行性。积极的社会活动使得杰拉西在 1973 年因对新型避孕药的贡献而获得美国科技成就的最高奖项「国家科学奖」。
因为在避孕药领域的学术成就，杰拉西获得了辛特克斯公司不少的股份，在避孕药大卖后获利丰厚。但是，这并没有帮助他拿到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