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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会上，谈及政协委员最关心的话题，陈勋儒委员打开了话匣子：“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医学理论不愧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至今仍然是各族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大力加快保护、发展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步伐。”
陈勋儒委员饶有兴致地同记者谈起了云南的中医中药以及民族医药的情况，他说：“25种少数民族中傣、藏、彝、佤、白、纳西等民族医药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傣医药还被列入国家四大民族医药之一。《滇南本草》、《哀牢本草》、《玉龙本草》均是民族医药的系统总结。至2008年底，全省具有县级以上中医医院101所，中医药、民族医药研究所4所，医院职工总数已愈万人，开放床位9600多张，固定资产总值近13亿元，年门诊病人达700多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22万多人次。“云南白药”、“血竭”、“青蒿素”、“灯盏花系列”等一批名贵中草药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为云南丰富的中医药资源骄傲的同时，陈勋儒委员也对中医药的发展滞缓表示担忧。在陈委员看来，“由于现代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中医中药、民族医药由于其理论的深奥和高水平临床医生的缺乏，标准化建设严重滞后，精确量化方面先天不足，加之包装粗糙、服用不便等原因，发展速度已明显滞后。”当记者询问及当前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时，陈勋儒列出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中医中药理论体系、科学价值和地位作用的认识亟待深化。中医是经验科学，也是应用科学，由于其诊断主要依靠望、闻、问、切，由内及外，由表象至内体，讲究阴阳平衡，和谐调适，辩证施治，往往让人觉得深奥莫测，由于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科学价值和地位作用的认识还非常肤浅，从而产生对中医的误解和不信任，“无知的怀疑”形成国人普遍重西医轻中医的现象，致使中医地位下降、效益下滑。
二是中医药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许多中医院用“西”不用“中”。由于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医院公益性淡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医院主要靠营业收入支撑发展，造成医疗市场以选择西医为主，中医药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加之中医药治疗较为单一，迫使中医院以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兼顾，甚至以中医现代化为名，争相购买大型设备，开展西医检验项目，慢慢变成以西医为主以拓宽医疗市场，不少中医院西医收入已远远超过中医收入，从而使中医院成为了西医院。与此同时，中医药教育中对传统中医理论重视不够，以西医模式培养中医学生，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中医院校古汉语教育短腿，学生看不懂中医古籍，外语水平可过四级、六级，而未能深入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经典著作，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功夫训练太少；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要求不低，不重视中医理论和中医临床，而硕士、博士则要求做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西化的培养模式，西化的中医思维，西化的中医诊疗及用药，结果造成不少学生中医没学深、西医没学到。许多中医院校毕业生不会用中医思维，更无法用中医经验看病，不少人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而实做西医。难怪有人说：“如不从教育体制上和课程设置上彻底改革，中医这座岛屿将被淹没在西医的汪洋大海中”。
三是人才匮乏。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奇缺，师徒传承逐渐少有，纯正中医和民族医后继乏人，特别是民族医药呈现名医消逝、名方流失、名药遗失，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中医药人才严重不足，影响了中医药、民族医药的推广应用。仅以云南为例，“十五”期间，通过老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也仅有65名继承人顺利出师，而能传承带徒的老中医和民族医生更是越来越少。2004年国家提出打造名院、名科、名医至今，只评出14名荣誉名中医、23名省名中医、12个中医名科和2个中医名院。农村中医药服务能力低下。以云南为例，全省中医医院从业人员中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的仅有135人，仅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1.3%；具有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只有631人，仅占总数的6.2%，且大多集中在省州级医院。全省1500所乡镇卫生院中仅有678所设有中医科，能提供中医服务的村卫生室不到三分之一，很难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和新农合的需要。
四是投入严重不足。在现行财政补偿机制下，中医医疗机构运行艰难。以云南为例，2006年全省对各级医院人均财政投入为1.9万元，县医院人均1.6万元，县中医院仅1.4万元。近年来中医投入占卫生经费投入的比例逐年下降，2003年为6.45%，2007年仅占3.1%，比前五年7%以上的比例明显下降。加之中医药单位收费水平明显低于西医院（2007年县医院门诊、住院收费水平为68.19元、2226.86元，而县中医院仅为44.91元、1957.24元），难于通过创收来促进发展。云南是1995年率先颁布《云南省发展中医条例》的省份，“十五”期间国家和省级财政对中医药投入4100万元，最近三年，虽然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度提高，对中医药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但多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大部分中医院的投入仍然不足，未能彻底改变中医药发展滞后的面貌。
五是中医药、民族医药科研体系建设及传统医药文献挖掘整理开发利用亟待加强。中医药、民族医药科研机构数量少，科研力量薄弱，科研机构实验室基本设施老化落后，科研经费短缺，致使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科技工作整体水平不高，成果不多且缺乏创新，传统医药古籍挖掘整理应用滞后，“准字号”传统药品种少，银杏叶等中医药的开发利用已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针对以上问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陈勋儒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是加强领导，加快立法，充分重视中医药、民族医药作为我国特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各级均应真正把中医中药、民族医药的发展摆上议事日程，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尽快制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医药法》，明确将民族医药作为我国中医中药卫生事业中的重要部分，明确规定把临床应用多年的经典民族药品种给予特殊政策，在审批和进入医保用药方面给予优惠。重视在农村基层推广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扩大阵地，提高疗效，既可解决农村群众看病贵问题，又可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
第二是增加投入。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全国中医中药、民族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设立专项资金扶持传统医药事业，切实加大对中医药、民族医药的投入及政策倾斜。安排专项资金，加强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县中医院或县医院中医科建设，同时，加强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开展中医药服务的能力建设，规范对其业务管理和指导。按全国民族居住区域实际，建设几所国家级民族医药研究院（所），充分利用现代医学技术加强中医中药、民族医药研究开发，切实加强作用基础、炮制技术、资源保护、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加强中医药古籍整理，挖掘遗产，为传统医学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是加强中医药、民族医药教育和资源保护。目前我国仅有4所民族医科大学，由于经费不足，这几个学校经营状况不佳。建议国家加大中医院校的建设投资力度，在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中医院校加设民族医药院系，制订民族医药人才发展方案，要重视中医民族医师徒传承重个人重亲情与现代公众普教方式有差别，若不将两者结合，不重视临床实践与言传身教，难以培养高层次中医人才的特点，改革教学方式，在中医院校开办附属中医初中班，通过人才培养把民族医药传承下去。加强中药、民族药资源保护。传统医药资源的保护已迫在眉睫，有些药物对生境要求严格，分布范围狭窄，而且难以人工栽培，一旦物种灭绝，人类无法再生，应加强替代品研究。建议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对重要野生传统药资源建立种质资源库，组织定点生产。
第四是加大力度整合制药行业，加快中药、民族药产业发展步伐。中药生产企业中，中小型企业约占90%以上，呈现品种少，系统化、标准化差的情况。建议国家重点扶持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中医药集团，创建我国中医药现代化企业，加快中药、民族药开发研究，加强中药材种植技术研究，不断提高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加工工艺水平，拓展中医药、民族医药国际市场。
陈勋儒委员语重心长地说：“加快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的保护步伐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作为政协委员，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让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也在政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陈勋儒委员对中医中药以及民族医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作者：杜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