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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盘尼西林几乎可百分之百地摧毁葡萄球菌，30年之后那个数字已降到10%。在旧金山肆虐狂暴的葡萄球菌已发展出打败所有其他抗生素的能力。它是第一种真正的超级病毒。
能够预测的是，具有极高抗性的超级病毒开始出现在病人、抗生素和细菌高度集中的一个地方：医院。医生们在护理一位住院的患者的过程中，他们似乎消过毒的白大褂为细菌 从病人到病人、从病房到病房之间的扩散提供了方便的工具，这么说决不是针对我们的医务人员。
在莫菲特医院，葡萄球菌杀手直接来源于一名护士，她无意中也传染了另两名婴儿。院方因这种超级病毒的出现而万分焦急，立即用抗生素对医护人员和婴儿进行处理，关闭病房，用橡胶封条、窗帘和床单将其封死——用上了所有能困住细菌的方法，包括擦洗、消毒患者留下的每样东西。但是这种彻底的清洁也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行为。
虽然葡萄球菌无处不在，它也是无害的，除非它进入了伤口或烧伤处——或者免疫系统失灵的人体内。那时它将使宿主付出巨大代价让自己兴旺繁盛起来。任何工作在医院中的人可能染上细菌，也可能是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然后把它们带人医院而自己则毫无风险。一旦葡萄球菌到了那里，它们很容易过渡到任何潜在的、直接的新生境中。医院中充满了因意外或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致伤或烧伤的人，其免疫系统已经因满负荷工作而疲劳。
在极端情况下，医院里到处都是抗生素。尤其危险的是集中看护室中的儿童们，他们伤口尚未愈合，免疫系统尚未形成，正处于衰弱时期，无助地躺在强大的抗生素茧壳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外科医生采用预防措施来弥补他们手术室或病房落后的卫生条件……结果导致抗生素的过量使用，这必然会引起反作用。”因为这样会将巨大压力施加在葡萄球菌和其他细菌身上，使它们调整所有的基因程序，建立起越来越坚固的防御，抵抗药物的攻击。
1960年代大部分医生在二甲氧基苯青霉素的帮助下放弃了盘尼西林。新药摧毁了葡萄球菌的β内酰胺酶的抵抗，但仅仅维持了几年。1980年代葡萄球菌超级病毒出现时，很快获得了MRSA(抗二甲氧基基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称号；MRSA很快冲出医院进入更广泛的社区，通过幼儿园和全天护理中心扩散，它在那里抓住有小伤口小搔痕的孩子，也通过市内贫民区共用针头的吸毒者进行扩散。1992年美国所有葡萄球菌变异中便有15%左右是MRSA，令人吃惊的是其中40%是在大医院中发现的。用人数来计算那数字更加惊人。那年有2300万人动过外科手术，其中92万人发展成了术后感染，大多数就是MRSA造成的。更昂贵更复杂的抗生素用于治疗，导致了更大的抗药性循环，直到1993年只有一种药物，万古霉素能够摧毁MRSA细菌。但这最后的希望也会偶然落空。
与超级病毒的超级感染做斗争的代价像火箭发射一样猛升。据推断，病人住院时间的拖长和更昂贵抗生素的使用，每年要增添300亿美元的支出。从盘尼西林过渡到甲氧苯青霉素一项就使基本医疗费增加了十倍。
在地球村没有什么像疾病的传播那样快。贫困国家既无钱又无基础设施，难以应付猖獗一时的超级病毒的威胁。在所有国家，无论富裕和贫困，抗生素的使用或误用都刺激了超级病毒的进化，而国际间的贸易与旅行——尤其是飞机——为抗药性极高的细菌变异顺利地从一国迁移到另一国提供了现成的通道。
到了本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的时候，葡萄球菌绝不是威胁世界的惟一的超级病毒。例如，更新了体力和毒性的链球菌再次猖獗，它们强化了所有的致命能力。“A号链球菌”曾经以腥红热夺去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它是在1989年再次出现的。A号链球菌的消失与再现是一个经典范例，它演示了对一种细菌的明显胜利实际是对另一种细菌的邀请。1960年代A号链球菌似乎完全消失了。腥红热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曾经是很遥远的，但它依然回来了。也许人们命名的“古典传染病”都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