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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地区的“地方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里的生物结构决定的。环境的局部细节能影响各种不同蚊子的相对产量，这是造成地中海某些地区有疟疾而另外一些地区却没有疟疾的主要原因。关键的变数包括，该地区是否拥有适合某种蚊子的水质。有些种类的蚊子幼虫喜欢流动的水，讨厌静止的死水，有些蚊子幼虫则喜欢咸水，讨厌淡水。水中含有或缺乏某些微量成分，可能是决定某地是否会盛产某种蚊子的关键因子。除了地中海地区疟疾分布之外，还有其他的例证，比如在欧洲地区，最有“攻击力”的疟蚊就偏爱吸食牛血，只 要牛血来源不匮乏，它们便会对人类宿主“视而不见”，因而传染链就自然中断，因为牛并不会感染和传染疟疾。
在古代也许没有人能阐释决定“疟疾在何处、以多严重的方式干扰人类活动”的关键变数。而在现代，单凭一些似乎微小的细节，就足以界定地中海地区的疟蚊感染区域，并且可以做出一般性的史学观测：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当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文化扩张过程时，比起已开发的爱琴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区域(叙利亚、巴勒斯坦)，要不是较为干燥(比如北美)，就是较为凉爽(比如黑海沿岸、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一般的西地中海)。而上述两区域种天然环境都很容易阻止疾病强化，虽然当地人口密度正在增加。
在某些地区，疟疾无疑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希波克拉底对于长期疟疾患者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饮用过它(指静滞的死水，他认为这正是导致疟疾病征的祸首)的人，通常都带有肿大、僵硬的脾脏，以及又硬、又瘦、又热的胃，然而他们的肩膀、锁骨及脸颊却憔悴不堪；事实上，他们的肌肉已经分解来喂养脾脏了……。”大城市一旦染上它，无疑也会变成强化疾病流传的中心，结果，人们的生命明显地缩短。但是，纵然如此，地中海区域在朝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算是一处对人类而言相当健康的地方。
这样的历史观测对于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微观的指导意义，创造局部的抗传染病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交通，比如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绕地球转一圈的飞机以及速度日益加快的火车和汽车等等，会加快许多流行病的传播速度，扩大其传播范围，但是，我们也强调，在现代，扫荡式的流行病比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即使在两个地区出现某种传染病，与这两个地区相邻的地区仍有可能幸免，这就是局部屏障的防护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巧”的道理，即使在一个传染病正在流行的城市，也会有一些安全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心理状况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躲过传染的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