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现状及成因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  超重；肥胖症；评价研究；青少年

　　目前全球有1.55亿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3000万～4000万儿童青少年肥胖［1］。儿童肥胖的流行病学报道越来越多，其全球流行趋势已引起高度关注［2］。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2000年我国发达城市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呈全面流行趋势［3］。同时，国内的很多研究也表明，我国的青少年肥胖发展速度比欧美发达国家发展速度还要快［3-4］。所以，有学者预测，如不加以控制，到2010年我国7～18岁的儿童青少年肥胖比例男性将达到18.46%，女性为9.18%［5］。
   
　　儿童青少年期体重超重和肥胖最严重的后果是到成年期的延续，发生于6～11岁和12～17岁的肥胖，分别有约55%和75%将持续到成年［6］，而延续到成年的肥胖又与心血管疾病、非传染性疾病相互影响，从而加剧其发生与发展。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发生的现状及流行趋势作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综述了目前国内关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现状及成因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就如何进一步研究超重、肥胖的成因进行探索。

　　1   我国目前推荐使用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评价标准
   
　　WHO认为，身高别体重是评价青春期前(10岁以下)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最好指标，对于10～24岁青少年超重和肥胖，WHO则建议采用年龄-性别-BMI评价［7］。这一评定标准使用简单、方便，比较客观，也有利于世界各国间横向比较。在欧美等国家使用较多［7-8］。我国无论采用“身高别体重法”或者“BMI方法”，7岁以上低年龄组肥胖的检出率都很高,并随着年龄增长,检出率明显下降。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以“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为参照人群，调查汉族 7～18岁中小学生244 200余人,经过历时1年多的研究，于2003 年11 月正式推出“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BMI值分类标准”。 研究显示，以BMI的百分位数P85和P95作为超重、肥胖筛查标准较适宜，灵敏性和特异性符合要求。文章认为，本标准兼顾前瞻性和现实性，既充分考虑近年来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生长的长期加速趋势，显著缩短和国际标准的差距，又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东亚人群的种族特征，具较高的现实性，可在全国范围推广［9］。
   
　　蒋一方等［10］的一项以上海市78 379例2～19岁少年儿童(男39 585例,女 3 8794例)为对象的研究认为,男女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BMI最佳界值点的相应百分位非常接近,男女超重和肥胖百分位分别约为P79和P79.2,及P92和P93.2。 可见，以BMI为指标建立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筛查标准已为研究者所广泛采用［11］。
   
　　另外，鉴于目前的认识水平，建议在中小学校学生肥胖判定的报道时，采用“检出率”而不要使用“患病率”一词［8］。

　　2   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现状研究进展
   
　　自1975年起，我国有关部门已在不同儿童青少年群体中每间隔5～10 a进行1次体格发育抽样调查或监测评估［12］ 。1995年中国9市7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结果提示，我国儿童实际生长水平正在接近或赶上一些发达国家，但也更明确地表明了我国儿童体格发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重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身高增长幅度，儿童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增高。1995-2005年3次学生体质调研数据变化提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超重与肥胖已进入全面增长期［13］ ,我国7～22岁儿童青少年2005年的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与1985年比，成倍乃至10倍以上的增加［11］。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儿童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良和感染性疾病，儿童青少年肥胖的检出率低于1%。20世纪90年代初7～22岁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为1.50%～5.53%，该年龄段学生1995和2000年肥胖率比较，城市男生从 5.08%增加到8.71%，城市女生从2.25%增加到4.07%；乡村男生从1.45%增加到3.43%，乡村女生从1.09%增加到2.28%。省会城市城乡增加幅度更大，1991和2000年资料比较，肥胖检出率城市男生从3.79％增加到14.36%，城市女生从1.76%增加到7.34%；乡村男生从0.80%增加到8.69%，乡村女生从 0.76%增加到4.16%［11-14］。
   
　　另外，徐勇等［5］对1985-2000年15年中国7～18岁的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2000年男女7～18岁各年龄组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分别在4.94％～8.41％和2.25％～4.85％之间，男性高于女性。2000年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比1985年明显上升，男性上升幅度大于女性，男性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的上升幅度在844.82％～2 244.83％。 徐勇等［5］的研究还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比发达国家增长较快。
   
　　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等部委共同组织的第五次全国多民族大规模的学生体质健康调查［15］结果显示： 7～22岁城市男生2005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25％和11.39％，比2000年上升了1.4和2.7个百分点；7至22岁城市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分别上升了0.7和0.9个百分点，达到8.72％和5.01%。最严重的肥胖流行状况出现在北京，北京城区男、女生的超重和肥胖率已经达到27.0％和15.9％（平均21.7％）。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城市，7～17岁上海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16.0%和12.5%，肥胖率已超出国家均值近3倍。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流行趋势［16-17］是：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处于失控的奇高状态。城市肥胖的发生率逐年增加，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高于内地及经济落后地区，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各年龄组男性高于女性，10～12岁年龄组是高发年龄段。上海地区已经接近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18］。

　　3   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成因探索
   
　　对于儿童肥胖问题的成因,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医学专家和营养学家认为,儿童肥胖既与儿童的基因遗传有关,又与后天的饮食、体育锻炼等有关［19-20］。李明等［21］对西安1 804名学生 (11-17岁)进行调查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及父母体重与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显著相关 (P值均＜0.05)。经性别、年龄调整后，城区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是郊区的2.7倍；家庭富裕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风险是不富裕家庭的1.6倍；父母超重或肥胖的青少年超重肥胖发病风险是父母体重正常的1.8倍。朱慧莲等［22］的调查研究显示：单纯性肥胖症儿童进食量、看电视时间、婴儿期及出生体重、父母体质指数等明显高于对照组(P值均＜0.05);进食速度、进食量、爱吃淀粉类食品、爱吃零食、不爱运动、父母体质指数等因素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
   
　　青少年儿童肥胖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肥胖儿童常有家族史［11］。据有关资料报道［23］，双亲均为肥胖者，子女中有70%～80%为肥胖者；双亲之一(尤其是母亲)为肥胖者，子女中有40％为肥胖者；双亲均为非肥胖者 ，子女中只有10％～14％为肥胖者。双生子研究表明，单卵双生子无论是在同一家庭长大，或分开抚养，他们在体重方面的差异很小；二卵双生子成年后体重差异很大，有1／3二卵双生子成年后其体重相差多达 6 kg。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11］ ，肥胖起源于能量摄取和能量消耗之间的不平衡。这一失调的机制目前了解得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是摄取过多，或是能量消耗减少，以及两者兼有。一般认为：摄取能量超过消耗能量，剩余能量则以中性脂肪的形式主要蓄积在脂肪组织内［24］。2002年的营养调查表明［25］，居民膳食脂肪供能比在大城市已达38.4％，谷类和蔬菜消费逐渐减少，谷类供能比降至41.4％，大大低于平衡膳食 60％～65％的合理比例。城市 37％的中等收入家庭和 60％的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为高脂肪饮食［26］。因此可以说，运动量减少以及膳食习惯和结构变化与儿童青少年超体重、肥胖的发生有关。
   
　　另外，心理学家认为,儿童肥胖与心理压力大也很有关系［27］。李艳丽等［28］对天津市9 908例儿童单纯性肥胖的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父亲文化水平越低，学习成绩越差，发生肥胖的危险性越大。国外也有研究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即父母文化程度与儿童青少年肥胖及超重有关，父母文化程度低者孩子发生肥胖的危险性高于父母文化程度高者［29-30］。
   
　　近些年来，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31-32］，对传统的育儿观念、现代育儿方式以及现代的育儿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探讨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的社会原因。陈家鸣等［33］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持儿童应该多吃观点家长中儿童超重和肥胖率大于持否定态度的比率。研究认为家长育儿观念对儿童体重有影响作用。沈丽琴等［34］选取6～12岁肥胖组与对照组儿童各938名,采用自编问卷调查肥胖相关危险因素,并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持有胖就是健康的观念(OR=14.406)、 进食速度快、性格偏外向等因素均与儿童肥胖有相关性。
   
　　李亚妮［35］则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已有的传统育儿文化、现代科技发展、快餐文化等方面对儿童青少年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形成影响，是儿童青少年肥胖发生的重要因素。如：文中提到高密度的城市住宅状况影响了儿童的活动场所，尤其是体育设施严重不足。孩子从小就没有任何运动场所可以去，吃饱了就是坐着看电视,这个习惯形成后自然容易长成“小胖墩”。

　　4   思考和总结
   
　　近年来，国外已有学者注意到出生体重与后天肥胖及代谢性疾病呈“U”形分布，即低出生体重与高出生体重可能均是后天肥胖及代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我国近年来新生儿的出生体重也在不断攀升。目前，国内研究表明，出生体重与儿童肥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36］，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梁凤英等［37］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单纯性肥胖与出生体重并无相关关系；徐秀等［38］研究认为，早产低体重儿肥胖发生率低于正常出生体重儿。出生体重的增加甚至超重是否与儿童青少年期出现超重、肥胖现象有相关性，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在社区保健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用生理-社会-心理的医学模式去看待和分析儿童青少年超体重、肥胖的问题。刘素芹等［39］曾进行的肥胖群体综合干预研究，以膳食调整、运动处方、健康教育、行为矫正、耳穴按压等为干预措施，干预对象为超重儿童及其家长、肥胖儿童及其家长及非肥胖儿童家长，结果显示：经过3 a干预,干预组肥胖发生率从9.8％降至7.0％( P＜0.01),对照组肥胖发生率从9.8％上升为12.5％(P＜0 .01)，干预后两组肥胖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验证上文中提到的若干因素是超体重肥胖的危险因素。同时，也说明深入研究健康教育开展情况是否与儿童青少年期出现超体重、肥胖现象有相关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对如何开展健康教育，使民众进一步认识超重和肥胖，从而降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有指导作用。
   
　　总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关系密切。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人数正在激增，十分令人担忧。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儿童青少年肥胖约有50%到成年后也肥胖。儿童青少年肥胖对成人期各种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都有一定的影响。60%的5～10岁的肥胖儿童，在成年后出现代谢紊乱 、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其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40-41］。面对我国目前居高不下且逐年递增的儿童青少年超体重、肥胖的检出率，全社会都要予以重视，深入研究其危险因素，积极采取预防措施，保证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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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上海 2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