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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人文，轻自然
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既人文），而人与人关系的道德规范构成伦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强制化构成政治，伦理政治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纲领。这种重人文、轻自然的倾向在中国古代的图书结构中明显地表露出来。据考证，自然知识类图书在中国历代书目中所占比例远较社会知识类图书小（多在20%以下），而儒家经典著作在任何一种分类法中无论位序与数量都列于首位（超过50%） ［2］ 。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最强大力量就是社会伦理观和人生观。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必然支配人们的行为活动，医疗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也必然受其影响。由于医学的社会作用及其性质与儒家的忠孝观、仁义济世观有一致性，促使大批儒士从事于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如孙思邈所言:“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在儒士们看来，掌握医术是一种义务，是实现其道德理想的手段，中医史上，这样的医家不胜枚举，如王伦、张介宾、李时珍、王肯堂等。儒士大量渗入医学领域，对医学的发展非常有利，它提高了医学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全社会的医学水平，促进了医学的普及，有利于卫生保健，有利于医疗道德的提高。同时，儒家济世利天下的人生观不但促使儒士们躬身学医行医，还导致了社会各阶层高度重视医籍的编撰和刊行，从而使得中医书籍在古代各类科技书中在数量上远超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也就促进了中医知识的积累和流传，为中医学的持久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儒学的“孝”、“恕”伦理观却阻碍了解剖学的发展，导致了形态医学的窒息。正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不仅要保全父母及自身之体，还要不毁伤他人体。解剖学作为直接毁伤他人躯体的行为，当然为儒家伦理观所不容，也就为法律所禁止，使得解剖学作为一种医学研究活动在中国古代不可能开展起来。中医解剖学受挫，决定了中医学这种不同于西医的、非形态学性的发展方向，这是中西医之所以不同根源之一。
2 重人事，远鬼神
重人事、远鬼神的倾向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尽管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不把它作为注意的中心，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理性态度。儒家的始祖孔子便“不语怪、力、乱、神”，并明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欧洲中世纪医学停滞近1000年，其原因之一就是医学掌握在以事鬼神为务的祭司手里，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都处在教会的禁锢下，成为神学的婢女。在中国，虽然自古以来都存在鬼神迷信观念，然而在取得统治地位的儒学的“重人事、远鬼神”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医家积极从人身及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本身认识人的疾病生死等现象，以人力从自然中寻求治疗疾病和养生延年的方法，而不是将疾病归之于鬼神作崇，靠祈求鬼神来消灾解难，这样就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中医学能一直不断发展而走在古代世界医学的前列，与儒学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
3 重经典，排新说
尊经崇古是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儒家自其祖师孔子便以“信而好古”自居，儒家一贯以崇尚古代圣贤，尊奉古代经典的面貌出现。人们一定要吸收传统经典的养分，才能发表自己突出的观点，人们发表自己突出的观点，又可以帮助自己或别人对经典中的微言大意作进一步的阐发。医学自然不能例外。在医学领域同样也表现为对古代经典《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推崇，习医之士无不以研读医经为首务，无不以注解医药为归宿。历代书目中，医经注释类著作比比皆是，宋明以后更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化的这种尊经崇古精神，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寓革新于继承，寓创造于解释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延绵不断;保持中医发展的连贯性，继存性，使某些医学理论问题得到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例如唯一敢于顶着尊古崇经重压脱颖而出的温病学说就受到了众多医家的非难，陈修园提出:“儒者不能舍圣贤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以经典作为创造的基础，很难突破过去的牵连，必 定会使创造受到限制和扭曲，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只能使旧的框框成为窒息新思想的枷锁，保守从而导致呆滞僵化，导致了医学新思想的产生困难及产生后易受环境的压抑，不能成长，同时也导致人们沿用陈旧的形式来容纳与之并不相称的新内容，限制新内容的发展。这样，医学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从而大大延缓了中医学的发展速度。
4 重实际，黜玄想
孔子主张“如有所誉，其有所试”，意为学说要用于实际，以观察其实效。无关实用的空谈不受崇尚。这种现实化作风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在儒家务求实效的作风影响下，医学家们注重临床实用医学的研究，中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临症实用医学的进步，临床经验的积累上，使中医学朝着实用化、临床化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医学紧密结合临床，医学直接为当时的医疗实践服务，造福于社会。中医古籍绝大部分是临床医学专著便是明证。基础理论的社会实用效果一般不会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故为一般儒士所为，正是儒学实用性的原则使人们满足于对现象和技术过程的直观描述而不作进一步的、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理性探索。与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希腊文化相反，只究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只注重“怎么样”，而不注重“为什么样”的探索，缺乏规律性的探讨。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受到抑制而逐渐发展成为“经验医学”，即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3］。这其实也是儒家“重人文、轻自然”思想的体现。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其科学价值和丰富的内涵亦不断被人们认识和揭示。然而它在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科学和文化宝藏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困惑和教训。儒家思想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要促使中医学的迅速发展，首先要扫除中医学中的尊古崇经的保守学风，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科学精神的所谓“中医特色”该破的破、该除的除。要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和中医文化的根基进行反思与革新，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除糟粕。中医理论体系不应该是封闭的 ［4］，要不断汲取现代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充实完善自己，要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法，勇于开拓创新，同时要发扬中医学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宏观的角度看问题的优势，处理好“人文”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加快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延绵数千年的中医理论基础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世纪之交，中医学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李孝刚.医具哲之理，复为哲所用.上海中医药杂志，2002，5:36.
2 李经纬.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5.
3 杨继兵.中医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上海中医药杂志，2002，5:38.
4 冯慧卿.艰难而必须的再定位.医学与哲学，1999，20（7）:55.
作者单位:310015杭州师范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