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军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她参加过国际人类DNA基因组计划，负责过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并勇敢地参加了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本书记录了这位女鉴定师丰富的工作经历。
紧急驰援印度洋海啸
2004年12月26日，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剧烈的海底地震，引发了印度洋大海啸，结果造成印尼、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人民重大伤亡。
“28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那时，我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2004年，华大方瑞已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邓亚军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了申请。
两天后她就接到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邓亚军很意外，“去泰国？”领导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通报，泰国的伤亡人数虽不如印尼等国，但由于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海啸的死难者多为海外旅游者，无法辨别身份的外国遇难者数目最多。
邓亚军略微盘算一下，答道：“可以去5个人。”当晚8点，邓亚军、郭奇、于晓光、李黎、陈保献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
12月31日凌晨，救援组到达曼谷后，又转机赶往普吉岛。他们赶到了攀牙当地两座存放尸体的寺庙，一进寺庙尸臭扑鼻而来。一排排高度腐败的尸体横在地上，蛆虫从尸体的嘴里、胸口、胳膊和腿上不停地冒出，惨不忍睹。
从2005年1月1日起，邓亚军等就和一个泰国法医成了一组，在攀牙检测尸体。邓亚军说：“站在大太阳底下，刚10分钟时间，人就有要晕过去的感觉。赶紧回到休息区脱下防护服，此时里面的衣服、裤子全是湿淋淋的。”那天上午，邓亚军
检验了14具尸体。
经过检测，邓亚军发现1月1日以前采集的很多DNA样本已经受到了污染，要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必须重新采集样本。当时中国救援组提出选择肋软骨或股骨作为鉴定样本，但遭到荷兰、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专家的反对。西方国家由于牙医记录的广泛应用，一直用牙齿作为DNA鉴定样本，他们几乎从不用肋软骨或股骨做DNA鉴定。中方的意见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几番争取和妥协之后，最终国际DVI协作组才制定出了“DNA小组采样标准流程”。按照这个流程，如果能够找到两个健康、完整的牙齿用于DNA鉴定，就不需要再由法医人类学家采集尸体的长骨；如果没有这样的牙齿，则需要采集一块长骨——这种“东西合璧”的样本采集方法。有了这个标准流程，DNA样本采集工作迅速步入正轨。
牙齿样本的鉴定全军覆没
从2004年12月31日到2005年1月14日，中国DNA救援组在泰国先期工作了两个星期。这两周里他们的工作流程非常简单而紧凑——早上6点起床早餐，7点前往工作地点，午餐就地解决，都是盒饭；没有午休，工作到晚上7点返回驻地，参加国际DVI工作会，最早也要到晚上8点才能吃上晚餐；晚上9点再给中国组员开会，布置次日工作，然后整理当天样本，经常要忙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休息。
泰国当时非常炎热，救援组工作的场所其实就是个简易工棚，没有墙壁，需要检测的大堆尸体都摆放在外面，距离他们午餐的地方不到2米，尸臭扑鼻。由于当地室外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又穿上了国内带的密封隔离服，加上口罩、手套，即使不工作，体力消耗也非常大，工作期间包括邓亚军在内的每个救援队员都曾经历过中暑、虚脱等情况。
很快就到了中国DNA救援组回国的日子，按计划随他们前往中国的还有首批遇难者的DNA样本，可在这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已前往曼谷为样本办理入境手续的邓亚军，向国际DVI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确认样本数目，结果对方的回答是，只有5到25个样本会随救援队返回中国。这个意外的回答让邓亚军明白，那些外国专家还是不相信中国DNA鉴定的能力。中国大使馆直接找到有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宣布所有遇难者DNA样本交由中国检测，却只交给中方25个样本，这是什么意思？”几经交涉后，有关方面终于同意第一批来华的样本为100个。
2005年1月15日，邓亚军带领3名救援队员返回中国，而郭奇则继续留在泰国，负责与DVI的协调工作。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经过多次检测，这批样本始终无法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对于DNA样本鉴定来说，没有准确结果就是失败，这个情况像一盆冷水把邓亚军浇了个透心凉！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一位公安部专家提醒邓亚军，他们处理2002年“大连渤海空难”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无法通过打捞上来的尸体牙齿做出DNA鉴定。专家推测可能是海水中的某种菌类会破坏牙髓的DNA组织，但这在国际法医学界并未达成共识。
邓亚军只能选择实话实说。1月19日，中国方面与在泰国的国际DVI专家组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会上邓亚军如实向对方通报了无法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很快，留守在泰国的郭奇就发来短信：“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中国的鉴定技术了”！
为了让泰国政府和国际DVI的专家尽快了解检测情况并解决问题，1月21日，邓亚军和一名同事再次飞往泰国，而这一次她的心情已经从天上跌落到了地下。
改为中国曾提出的骨骼样本检测
很快，国际DVI协作组的专家们再次召开会议，到场的各国救援专家大概有20多人。邓亚军通过笔记本电脑，用英文把检测结果做了详细讲解，包括阳性对照的设置等等细节，都报告给他们。让她印象很深的是，一位韩国专家听着她汇报的时候直摇头，那意思是中国不行，中国不行；其他的人也很沉默，也不发表意见。最后，一位美国专家发言了。他说：“你们做得很好，我从来不相信这种情况下牙齿还能够做出好的结果。”然后他走过来跟邓亚军握了握手。
随后，邓亚军向国际DVI协作组建议更改流程，不再采集牙齿样本，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鉴定。但是邓亚军的建议并没有被国际DVI协作组接受。他们对中国的鉴定能力始终有怀疑，只接受重新修改流程，每份样本都既采牙齿又采骨头。同时对方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在将第二批样本送往中国的时候，国际DVI将派出5位专家一同前往。
2005年1月30日，5位DVI专家组成员护送着第二批460份样本来到北京。然而，在专家组成员的全程监控下，牙齿样本仍然做不出来。这依然没有打消国际专家们对中国DNA鉴定水平的质疑。国际DVI协调组随即决定，向英国、韩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室发送样本再次进行检测。得到这个消息，一直关注着事情进展的北京基因组所长杨焕明终于坐不住了。他找到邓亚军，没想到邓亚军给他来了一句“我们没做出来，其他国家也做不出来”。
在接到国际DVI协作组发去的样本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曾承诺一周之内出结果，可是等到第10天，澳大利亚才返回结果，他们拿了10个牙齿样本，只有1个做出了不完全的检测结果，这就等于没结果。韩国在3个星期后才返回了3个结果，但是没有提供必需的阴阳性对照，因此也属于不准确结果，而英国、德国则始终没有返回结果。
但是外界已经出现了对中国非常不利的舆论。鉴定结果不理想，让鉴定中心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都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然而，就在向外交部提交解释报告的当天，局面出现了转机——邓亚军收到了一份来自泰国的邮件，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鉴于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现在全部改为用骨骼样本进行检测。”
2005年4月5日，第三批样本从泰国发来，这次的500份全部为骨骼样本，邓亚军随即与同事们再度投入到对这些样本的鉴定中。
一夜间变成超级明星
就在邓亚军忙于对第三批样本进行鉴定的时候，一个消息忽然传来：因为在泰国海啸救援中的突出表现，她被授予了2005年“五四青年奖章”。5月4日那天，她从人民大会堂领完奖后，一分钟都没耽误就返回了华大方瑞，继续工作。
从4月5日收到第三批样本起，整整两个月，邓亚军和同事们反复做着样本检测工作，最后终于取得突破。到6月5日，全部500份样本共检测了473份（其余27份样本已经通过指纹和牙齿等其他方式完成了识别）。在这473份样本中，有404份提交了准确的DNA数据，成功率高达84.7%，而当时国际上对骨骼样本的检测准确率，不过是50%。
邓亚军派一位女同事将检测出来的样本数据送到泰国普吉。结果到普吉第一天，同事就利用这批数据确定了7名遇难者的身份，在这之前所有确认身份的尸体都是通过牙齿、指纹或者医疗记录完成的。数目并不多，而这是第一次用DNA数据完成了遇难者的身份确认。
这位女同事特别高兴，连忙给邓亚军发信息：“我今天太高兴了，一去就发现了7个比对，而且全是我们BGI(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数据，他们（国际DVI专家）都管我叫SUPERSTAR (超级明星)!”这条短信在邓亚军的手机里保存了很久，每次看到它都让邓亚军觉得非常值得。
短短1个多月内，依靠中国提供的DNA数据，有180多名外国遇难者、60多名泰国遇难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那份向外交部提交的“海啸DNA样本整理报告”也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之前鉴定会遇到困难，国外媒体上的不信任声也终于平息下来。随后泰国又送来第二批骨骼样本一共503份。2005年7月，这批样本中又有443份做出了准确结果，成功率已经提高到了88%。
最后中国总共为1981份海啸遇难者样本做了DNA鉴定，做出准确结果的超过1800份，鉴定成功率超过90%。其中包括一些在其他国家无法完成鉴定的样本，送到北京后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摘自《亲子鉴定秘档》 曾鹏宇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作者：
201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