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不能患“浮躁病”

不知从何时起，一种名为“浮躁”的病毒，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渐渐蔓延。



追逐快速成名、快速致富、快速成功，许多人患上了“浮躁病”。



而在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校园里，今年7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教授，用不懈的努力彰显着敢于创新又甘于寂寞的科学精神。



为了降伏危害人类健康的病毒，她一次次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为了研制抵御疾病的疫苗，她埋首研究几十载，不问名利为何物。



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这位老共产党员言简意赅地说：“搞科研，不能患‘浮躁病’。  ”



闻玉梅的办公室，简简单单，但墙上的“红梅图”格外夺目，一株鲜艳的红梅于冰雪中傲然绽放。



这幅油画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之子、中央美术学院闻立鹏教授专门为闻玉梅所作。闻玉梅的父亲闻亦传，是闻一多的堂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画中的诗意，正是闻玉梅几十年来潜心钻研分子病毒学的生动写照。



从事医学研究，就是要敢于与风险相伴



●“看似藏在深闺的病毒研究，其实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健康。  ”



●“只要心里想着病人，想着为大众解决问题，个人的得失就不算什么。  ”



投身医学，对闻玉梅而言是一种传承。她出身医学世家，父母都是留学美国的医学博士。



曾有人问她，为什么在众多医学领域中选择了在一般人看来枯燥而又寂寞的分子病毒学？



闻玉梅笑着回答：“与病毒打交道并不枯燥。病毒变化莫测，研究之路永远充满着未知。  ”



深爱这份事业的闻玉梅，心中满是责任感，因为“看似藏在深闺的病毒研究，其实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健康。  ”



为此，她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向病毒发起挑战。



1971年，红眼病在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流行。由于致病原因一度不明，全国患者大量使用抗生素滴眼进行治疗。但对于病原体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很快引起了争议。有专家提出，如果红眼病是因病毒引起的，那么使用抗生素就是浪费。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找出红眼病流行的“真凶”，闻玉梅和原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王悦时决定，把病人的眼泪经过除菌过滤后滴到自己的眼睛里做试验。



试验开始前，闻玉梅与眼科医生约定：“一旦我们发病，马上把我们隔离，不要传染给其他人。  ”



两天后，闻玉梅果然染上了红眼病，证明了引起红眼病的并非细菌，而是病毒，患者不必再白白浪费抗生素，只需要用生理盐水进行洗眼就能治疗。



关乎生命的尝试，远不止这一次。



2003年，“非典”肆虐。年近70的闻玉梅为了研制“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踏上了南下广州的飞机。与她同行的，是她的爱徒瞿涤教授。



她们要面对的，不仅是“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的风险，还有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



P3实验室的学名叫作“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进入实验室，必须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实验室核心区的压力达到负40帕，身处其中必须忍受“高原缺氧”的感觉。为了防护自己和物品不被病毒污染，每一道工作程序都极为繁琐，在正常情况下5分钟就能完成的工作，在那里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



就在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里同时有7位工作人员发起高烧，他们全部被隔离。



许多人劝闻玉梅，不必亲自进实验室，她却说：“这里面有第一手资料，我怎么能不去！  ”



走进实验室，闻玉梅和瞿涤要将SARS原有病毒株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她们每天接触的活病毒数是难以想象的，最多时每毫升就高达1亿个病毒。



经过19个日夜，初战告捷。在多方努力下，这款滴鼻剂的成功研制成了抗击“非典”的有力武器。



在闻玉梅看来，从事医学研究，就是要敢于与风险相伴，哪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她说：“只要心里想着病人，想着为大众解决问题，个人的得失就不算什么。  ”



闻玉梅的“拼命”，早就出了名。



1980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她，首次走出国门，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回国后，她得到的第一句问候，是朋友这样的调侃：“在英国3个月，没把你饿死啊？  ”



原来，为了节约开支，闻玉梅连一张折合人民币只有4元钱的伦敦大桥参观券都舍不得买。她硬是在三个月时间里，从日常生活开销中省下一笔钱，为上海的实验室购买了一台急需的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



“那时候国门刚刚开放，我到了英国简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我看都看不懂。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太大了！  ”闻玉梅至今清楚地记得，仅仅那台低温冰箱，就花了整整90英镑的运输费。



有关领导得知此事后,拨给闻玉梅1万元经费。靠着这笔钱，闻玉梅开始了艰难而极富挑战的分子病毒研究。



一年后，她又赴美国进修，美方开出优越的条件，极力挽留她。闻玉梅谢绝了。回国前夕，望着眼前盛开的樱花，她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樱花交错如幻境，幽径深处无人行。异国风光无限好，怎比祖国山河亲。  ”



世上本无“纯学术”，搞科研不是图孤芳自赏



●“国家给了钱，我们不能辜负啊。  ”



●“重要的不是你的论文在哪里发表，而是你的研究最终能否有益于人类的健康。  ”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图孤芳自赏。”这是闻玉梅创建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时的初衷，也是她始终坚守的信条。



闻玉梅经常对学生们说：“搞科研决不能满足于发表论文，无论文章发表在哪里，最终都应该落实在人的身上，为人类的健康解决问题。  ”



攻克乙肝，一直是医学界的一大难题。在我国的肝癌患者中，约有90%左右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我国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曾达1.2亿。虽然通过药物可以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但病毒仍有可能产生耐药。



过去，医学界普遍认为，疫苗只有预防疾病的作用，但随着免疫学研究的发展，科学家发现了疫苗的新用途，即可以用于治疗一些疑难的疾病。



1988年，闻玉梅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展“复合型治疗性乙肝病毒疫苗”的研发。



这种疫苗在全世界从无先例，“前无古人”之路行得通吗？



万事开头难。



面对国家“863计划”拨予的100万元科研经费，闻玉梅不知度过了多少个失眠的夜，她焦急地对学生们说：“国家给了钱，我们不能辜负啊。  ”



经过反复研究，闻玉梅和她的团队最终找到了疫苗研究的第一条途径，他们决定，从人工感染乙肝病毒的鸭子开始进行试验。鸭的动物模型试验通过后，科研小组又与香港大学合作，在转基因老鼠身上进一步试验。



仅仅动物模型试验，他们就做了14年。



实验室里，一直摆放着一本装订精美的册子。厚厚的册子中收录的，是从1998年至2000年间，寄自各地的近百封乙肝患者的来信。无数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凝结成他们对乙肝治疗性疫苗的期待。闻玉梅在封面上郑重地写下10个大字：“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  ”



2002年，闻玉梅为疫苗取名为“乙克”，即“攻克乙肝”之意。就在“乙克”获得批准，按照新药的研发程序进入临床试验前，闻玉梅成为了这支疫苗的第一位试受者，她不顾众人的劝说，坚持在自己身上抽血、注射，连续做了9个星期的试验。



2007年底，这种疫苗在全国20家医院，给500多位病人试用，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闻玉梅向记者透露：“三期临床试验已经结束，目前正在对结果进行分析检测。  ”



面对众多患者的殷殷期盼，面对自己23年来的潜心钻研，闻玉梅的态度是严谨的：“疫苗的疗效究竟怎样，不能由我个人下结论，要让科学数据来说话。我最看重的，是疫苗能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  ”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乙克”的临床结果成功并通过各方审核，那它就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应用于人体的治疗性乙肝疫苗。



然而在闻玉梅看来，自己只是为构筑起抗击乙肝的“长城”做了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



一砖、一瓦，闻玉梅默默地垒了23年。  23年里，她和她的团队并不仅仅埋头于实验室，她们还体验了将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全过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闻玉梅很少与人谈及。



“如今，全世界的医学家都在关注转化医学的发展。其实，哪一项基础研究不应该考虑到将来的转化应用呢？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必须要有转化医学的意识。  ”



闻玉梅认真地说：“现在有不少人忙于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论文的结果往往停留于动物试验。重要的，不是你的论文在哪里发表，而是你的研究最终能否有利于临床应用，能否有利于人类的健康。  ”



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



●“医学研究是一项代代相传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我要做的，就是为我的学生做好铺垫。  ”



●对学生们来说，实验室仿佛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他们的，不是种种荣誉，而是老师闻玉梅的精神力量。



中学时期的闻玉梅曾经学过钢琴。毕业那年，正当她打算放弃时，她的老师对她说：“假如你现在停下来，过去的努力就荒废了，但是只要你再坚持弹一年，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闻玉梅就这样学了下去。



令闻玉梅铭记于心的，除了钢琴的弹奏技巧，还有那份执著的精神。她说：“搞科研也是如此，医学研究容不得急功近利，必须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哪怕很艰苦，哪怕要坚持几十年。  ”



开创乙肝治疗性疫苗研究的先河、创建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闻玉梅总是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她的身上又蕴含一种惊人的毅力，为了一项研究，她可以沉下心来，心甘情愿地默默奉献几十年。



敢于创新又甘于寂寞，正是这两种精神，成就了闻玉梅。



问渠哪得清如许？闻玉梅说，这要感谢自己的两位老师。



“我一生都感激我的老师林飞卿教授，是她教会我什么叫严谨治学。  ”直到现在，闻玉梅还清晰地记得林老师细致入微的规定：从做最基本的血清稀释动作开始，每支试管只能混匀三次，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必须要做到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在桌子上，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林老师的信条也成为闻玉梅的原则。



在林飞卿教授的引见下，闻玉梅后来又师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



谢少文的风格与林飞卿截然不同。他要求学生，每听一场学术报告，都必须提问，而且不能重复别人提过的问题。  “他总是鼓励我独立思考，逼着我提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思路。  ”



学习之余，谢少文教授还特意训练闻玉梅打乒乓球。他认为，打乒乓球可以培养人的敏捷性。如今，闻玉梅也特意在实验室的走廊里放了一张乒乓桌，鼓励学生们多多参练。



谢少文将自己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执教50周年时学校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了闻玉梅，他说：“这既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更是鞭策你要继续中国的微生物学事业。”巧的是，林飞卿教授也将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鼓励她继续打开免疫学的知识宝库。



“奔马”与“钥匙”的重托，闻玉梅铭记于心。



而她的言传身教，也同样影响着自己的学生。



“医学研究是一项代代相传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我要做的，就是为我的学生做好铺垫。  ”闻玉梅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学生能超过我。  ”



几十年来，闻玉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2007年，她被复旦大学全体研究生评选为“最受爱戴的十大研究生导师”之一。



学生赵超的电子邮箱里，至今还保存着闻老师发来的一封邮件。发送时间，是那天凌晨2时36分，邮件内容是闻老师为他精心修改的论文。打开邮件，看着老师逐字逐句的修改，他难以相信，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凌晨2点多钟发出的信。



这样的老师，叫学生们如何不爱戴。



多年来，在闻玉梅的带领下，曾经的上医大“微生物教研室病毒小组”，已经逐步发展为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过去那个不起眼的小科室，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数十名科研人员和先进设备，紧跟国际研究前沿，在乙肝、丙肝病毒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科研基地。这支团队多次获得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卫生部的各种奖项以及国家级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对闻玉梅的学生来说，这座实验室仿佛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深深吸引他们的，不是种种荣誉，而是老师闻玉梅的精神力量。



闻玉梅的第一位博士生瞿涤教授在法国、美国深造多年后毅然举家回国，参加实验室的建设。实验室党支部书记马张妹曾经随丈夫赴美国搞科研，美国的实验室想将她留下，但闻玉梅的一句“我们需要你”，马张妹便即刻启程回国。几年前，放弃了美国“绿卡”、从斯坦福大学归来的高谦副教授，也扎根于实验室。



在闻玉梅的办公室里，还贴着这样一张图表，上面印有历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获奖者名字及照片。闻玉梅说，要让每一位走进办公室的学生多看看这张表，想想我们该怎么做。



她深信，只要心中有人民的疾苦，一代代学子们必将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